杨笠脱口秀经典段子|杨笠:被脱口秀改写的人生

剧本|台词 admin 2年前 (2023-01-14) 155次浏览 0个评论 扫描二维码

杨笠脱口秀经典段子|杨笠:被脱口秀改写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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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高速运转,女性投身其中。“她们”自我意识的觉醒已成影响社会的重要力量。

虎嗅将目光投向那些富于独立、进取精神的新一代女性,她们来自文化、科技、商业领域,在与世界的互动中,完成对自我持续的建构与重构。

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是脱口秀演员杨笠。在虎嗅NLive大会开始前,我采访了她。这一次,杨笠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笑声之外的故事。

采访、整理 | 常芳菲

口述 | 杨笠

这个夏天是属于杨笠的。哪怕你仍然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也一定记得微博热搜里频频出现的段子:你为什么不上清华啊?是因为——不喜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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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脱口秀大会》第二季

在《脱口秀大会》第二季的舞台上,有粉丝统计,她在一个段子里说了数十次的“你知道吗”;她自嘲自己的颜值“刚刚好,不至于让人忽略才华”;李诞在微博上叫她杨笠宝宝。

但故事并不仅仅如此。

对杨笠来说,脱口秀演员不只是一个职业身份,也是一个缓冲带,一座堡垒,一种与世界和解的方式。甚至可以说,某种程度上,脱口秀这件事解救了她。

吐槽大会》第一季播出前,到杨笠大学毕业之后的漫长的三年里,她都在无所事事和自我否定中度过。

她像是一个异形螺丝,永远不能嵌套在社会这个巨大的机器里。她试图说服自己,也费力挣扎,最终放弃。

杨笠不算是一个好员工,坐不住,受不了朝九晚五;她不算是一个好的平面设计师杨笠脱口秀经典段子,大部分时间拿不到尾款,也很难说服自己接受客户的要求,这种进退维谷的焦虑促使她在知乎上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做一个90后喜欢的logo,是什么意思?”;她甚至不能算是一个好的女儿,毕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她都多多少少要靠父母贴补才能在北京生活下去。

那个时候,她不关心生活,不关心别人,就是死磕自己的设计理想。

“北京的大街上有很多人,谈恋爱的男女、哄孩子的父母、出来逛街的朋友,只有我不知道在这干嘛,也不知道接下来去哪。”杨笠这样描述自己的寥落处境。

还好,2017年,她晦暗生活的转折点出现了——脱口秀。

终于,她成为了一个好脱口秀演员。这件事让她有了新的职业身份、稳定的收入,也迫使她走入人群,关注生活。没变的是她死磕的劲头。

在《脱口秀大会》第二季第六期里,杨笠排名垫底,有粉丝安慰她是因为家暴、恐婚的性别议题让观众接受困难。但她绝不肯顺势从别人递到手的台阶走下来。“不是这个问题。现场男观众不多,是我没说好。”杨笠说,“我在表达上又遇到了新的坎儿”。

这是一个27岁的女性经历过迷茫、抑郁、绝望,终于坦然站在聚光灯下的故事。

她因此获得了关切的目光。地铁里、798,总有粉丝能从人群里一眼看到她,但这并没带给杨笠什么成名的快感。“这哪算成名,我和李诞跑开放麦的时候,观众一看到他就倒吸一口气,恨不得扑到他怀里。”她说。

以下为杨笠口述:

越来越恨自己

我大学是在北京服装学院学设计的。我家在河北农村,从小地方到北京,发现大家都很洋气,见过很多世面,很多人高中就出国。相比起来,我就很没有存在感。

毕业之后,我身边很多文艺青年,自然而然地融入了这个社会。可能本来是学动画的,开始做UI,他还花一笔钱去报个班学。还有那些原来一聊起艺术来就要死不死的那种人,转头就为另一种东西背书,然后所有口径都变了。

我就属于另外一种很痛苦的人,自己待在家无缘无故就会哭。

毕业之后,我一直没有找到什么正经工作。我虽然是学设计的,但真正做设计的时间前后加起来也就半年。

这个职业是服务性质的。人家给钱就是为了让你达到他想要的效果。这个需要能力很强,心理素质也要很强,很服帖,才不会特别痛苦。我就都不行。能力也不行,心理素质也不行。一般改稿改到第二稿我就崩溃了。因为一旦我(把作品)拿出去的时候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就认为这是我能力范围内最好的了。之后就是逼死我,我也改不出来了。

2016年,自由职业很火,大家都在淘宝上开店,我朋友也是。我就从他那边接点活儿。我就是那种坑甲方订金的设计师,但好在我也没坑过太多。

因为如果公司和公司之间合作,是可以谈判的,合同条款也很完备。但我们就是靠“撕”,要吵很多架。到最后我就会说,我不要这个钱,你也不要再来找我了。

我很痛苦。如果我完不成人家的要求,我就内疚,毕竟拿这份钱;而我完成了,我又觉得我做的东西傻,毫无认同感脱口秀大会,更不想让别人知道这是我做的。

我可能就是吃不了这碗饭。我特别怀疑自己,觉得自己无法在这个社会上从事一份脑力劳动了。

我当时租的房子就在天坛,因为那边比较便宜,房租才1700元/月。房子就是原来的工厂改的公寓,一层一层住好多人,也有独立卫浴,但条件很不好。

然后,我就在附近的天桥艺术中心找了份场务的工作,那就完全是体力劳动。不用正常坐班,有演出的时候提前几个小时到就行,我就负责检票、领位。

很多时候也跟观众吵架。

天桥艺术中心放很多音乐剧,其中一个规定就是,如果观众迟到了,就必须等到幕间休息才能进。但是大家接受不了这个,就觉得票都买了,现在里面正演,怎么可以不让进。但团体是这么要求的,我就只能这么做。

一和观众吵架,我就特别可怜。只能用身体抵住那个大门,观众的脸近到就在我面前。我同事有时候还捱打。

但这已经算是心态比较平和的一年。之后也无聊,也觉得这工作不对,我就又辞职了。其实,回头来想,这个工作我能干一年,也是因为不用正常坐班。工作地点离我家近,我走着、骑着自行车就可以去。

当做事情总失败的时候,是不可能相信自己的。你会在不断放弃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就越来越恨自己,越来越瞧不起自己,越来越觉得自己不行。

脱口秀挺带劲

我就觉得自己特别不顺利,也不知道每天能干什么。平时有看综艺节目的习惯奇葩说,就看到了《吐槽大会》第一季。我就开始想做脱口秀。

刚开始的时候,没有想到这是一个职业。只是我有的是时间和抑郁的心情,就特别想表达。

北脱招新,我准备了一周的段子就去演了三分钟。当时只有一个段子“响”(观众有笑声)了:

我为什么来这儿呢?是因为我来之前看你们的演出,受到了震撼。这都行?那我也行。

之后我才知道,这个段子是被很多人反复讲过的。

其实后面讲的具体内容我都忘了,应该是说屎尿屁类的。但我记得上台那种感觉——巨紧张,所有能想起来的词,一股脑全说了。也没有什么节奏,观众也没有怎么笑。但是那三分钟讲完就觉得挺带劲。

因为从小长大,人肯定是被压抑的,表达欲也没有被满足。正常情况下,没有十几个人听你一个人在讲话,不管你讲的是什么。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本身就带劲。

我上了台一开始是特别不好笑,我特别严肃,只有一堆观点没有笑点。我虽然不好笑,但还是想继续说。再加上当时这个圈子里的人更少,凡是有一个新人,大家都会帮助、鼓励。我觉得很温暖,就这样在大家的鼓励中坚持下来了。

后来,我是2018年10月份去的笑果,我就是觉得自己得再往前走一步。

首先在北京待得有点烦,没什么新鲜事。脱口秀这件事我能坚持下来,也是因为不断有新的刺激——开放麦是有等级的,然后是商演、另一个更高级别的商演,就像打游戏通关一样。但我在北京的时候已经没有新的刺激了。就是日复一日地演,疲惫感特别强。

之后,我和CEO贺晓曦见了一下,就安排了去上海的演出。当时程璐也在,他说看过很多新人写的段子,觉得我的感觉是对的。他非常打动我的一点是(靠谱)。他说:“你可以来写,我不保证你一定能写出来,但你先来写。”这个一听就是实话。

脱口秀让我觉得自己还是有用的,是能做点事情的。它起码让我知道,我是一个脱口秀演员,这是一个社会身份。还有,我做成了一点事情,也对自己产生了一些信赖感。

更重要的一点,我真是做了脱口秀才完全能养活自己、赚到钱。

之前,我没有工作的时候,都是靠父母定期给我打生活费和房租。我也不出门,就没有花销,衣服也不买,吃也很省。我就靠每年过年的时候,我妈妈多给我5000块钱撑下来。其实我们家根本没有给孩子压岁钱的习惯,也完全不记得彼此生日。每次她给我打钱,我就很难过,觉得自己做得很差。

脱口秀虽然一开始不能全部养活自己,但能赚到一点钱,我就去赚那一点,后来发现能赚更多,我现在就去赚更多的。

所以我父母知道我在做这个工作很开心。因为我有钱赚了,性格也变得更开朗了。

笑,不是最高目标

我的尺度就是让人不舒适。

我天生对对内容把控就不敏感,我在讲这些东西是没有感觉的。我觉得为什么不能讲呢,是能讲的。直到我讲了一段时间,发现观众开始有害怕、紧张的表情,我才知道,哦,这是不能讲的。

关于屎尿屁,还有所有女性不适合说的话,我都想试一试。

因为对什么东西有感觉是固定的。我不认为别人写出来的段子,我就都能写出来。

比如我有一个段子是说我的卵子活性比较强。我在说这些的时候是有自我满足感的,我就会觉得——我就让你不舒服一下,你又能怎样,我就说了!

有人说——你不要写尺度这么大的,你会依赖尺度。

因为观众在尴尬下杨笠脱口秀经典段子|杨笠:被脱口秀改写的人生,是会笑出来的。当时这个话对我伤害挺大的。我就摇摆,自己想了很多,想自己适不适合做脱口秀。

2018年我一度有抑郁的倾向。

我在一个线下开放麦,具体讲的段子可能类似于《脱口秀大会》第二季上“乱扔垃圾,No,No”的感觉。当时角落里有两个穿衬衫马甲,拿着两瓶酒的人,听完就说了句“好骚啊”。

我立刻就怼回去了。因为下面一个段子要讲一个猥琐的人,我就直接说“就像下面这两位观众”。观众都听到他们俩说的这句话,所以都笑了。

当然,场子是没有砸的。但这个话伤害我了。那一秒钟让我有大叫、骂脏话、毁了这一切的冲动。我目前为止杨笠脱口秀经典段子,人生只有过这一次,特别抽象的感觉向我袭来。我觉得自己跟这个世界突然隔了一层。

其实,对那两个人,我也不生气。我只是不明白,我做这件事情不是抱着这种目的做,为什么带给他们这样的感受。

之后我反思过,我不想走捷径,更不是带着恶意、猥琐的心态去做这件事,我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值得一说。

现在,《脱口秀大会》暴露了我的问题——没办法把一件事说透。我又遇到了一个新的坎儿。

其实,我从入行就一直想,我是不是就只是搞笑就可以。笑是不是最高目标。

录节目也有人问我觉得谁好笑,我说卡姆。又问我想成为卡姆吗,我说我不想。看到卡姆这些人,我也会反过来想一下自己,我肯定是做不到这么好笑的。就像很多同行说我写的东西属于解恨。

原来,一个段子说出来,我觉得只要观众笑了就行了,现在很多时候哪怕观众笑了,我也觉得不行,应该更追求结构上的、立意上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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