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说第一季决赛上被删|《奇葩说》的“七年之痒”
文 │ 无花果
《奇葩说 第七季》后台，选手大王在小组讨论时问冉高鸣，“你今天有煽情吗？没有煽情我们就笑死他们。”
的确，像小鹿这样每一句话都是段子的“喜剧人”实为难得，碰到了像“真爱怕狗，要不要把狗送走”这样合适的辩题，就可以制造出“合家欢”的效果。这时候脱口秀大会，《奇葩说》也就在“严肃的辩论节目”和“娱乐节目”的天秤两边倾向了后者。
但这句玩笑话也无意中点出了如今节目的瓶颈，也同样是第七季，《奇葩说》接连出现了“辩题翻车”现象。比如“要不要在家长群跟风吹捧老师？”和“独立女性该不该收彩礼？”都引发了争议，许多观众甚至参赛选手都提出过对辩题的质疑。
问题到底出在哪了？
这档从诞生起就划定了以年轻人为核心受众的综艺节目已经走过了7年，向第8年进发。《奇葩说》当然只是娱乐，而是观点碰撞，价值观交汇、融合的地方，是常常将话题上升到经济学和哲学高度的地方。一些好的辩题和论据足以点燃当代年轻人的热情，所以人们总是期待它呈现更多。
在当下这个一年N个热门词汇，过时不候的互联网时代，微信头像可以经常换，流量明星都可以是“月抛”的，《奇葩说》似乎从名字上就背负了“时代烙印”的枷锁。当亚文化逐渐走向主流，“奇葩”这个曾经背对大众的词汇，如今显然已经不够奇葩了。
7年是改变的年份，面对扎入生活里的轻熟龄90后和更加有自我主张的00后，《奇葩说》也是时候做出改变了。
传奇《奇葩说》：
给90后的社会指南
在第12期节目中，《奇葩说》开启了新玩法，找来了两波立场坚定的观众，根据辩题，爱狗和怕狗人士分别占据观众席位的50%，观众们泾渭分明的立场一度提升了辩论难度。
正如真实的人生不是二选一的人生，如今的观众早已不是七年前的观众。面对辩题，他们如这场次的观众一样，以实际经验为依据，更难被辩手的口才所征服。
作为全民关注的第一梯队综艺IP，《奇葩说》既见证了视频网站自制内容由初生到壮大，也伴随了第一代90后的成长。当时，年轻人们热烈地关注《奇葩说》的辩题，也是时代和社会的缩影。从2014年到2021年，在《奇葩说》创造的许多个“第一”中，话题性是其不得不提的一个属性。
七年前第一批90后面临毕业、就业，《奇葩说》赶上了互联网给予的言论开阔、选题丰沛的好时机，有太多积累型问题等待着借助《奇葩说》这个出口被摆在台面上畅所欲言。以肖骁为代表的宣扬个性的选手各抒己见，是这个节目打响的第一枪。马薇薇、范湉湉、姜思达等老奇葩一度展现出意见领袖的架势。
《奇葩说》出过大大小小不同性质的选题，从社会、家庭、工作抉择、婚恋关系、生命态度等等方面切入，提出过不少脍炙人口，值得品味的辩论题目。得益于许多话题的巨大探讨空间，那个时期，一些自揭伤疤的直抒胸臆式辩论具有替网友浇胸中块垒的作用。
关于家庭的，有“朋友圈要不要屏蔽父母”；关于恋爱的，有“应该改变成恋人想要的样子吗？”“女生该不该主动追男生？”；关于职场的，有“同事能力弱，力不力挽狂澜？”，关于大众话题的，有“催婚是爱还是变态？”，“丑闻主角就活该被万人虐吗？”；关于人生抉择的，有“你选择大城床还是小城房”等等，大部分网友都与辩手一样，面对这些有太多压抑许久的话想说。
再加上有马东、高晓松、蔡康永三个能说会道的老江湖坐镇，生逢其时的《奇葩说》向年轻人输出了不少新奇知识点、开放型观念，像是综艺版“知乎”。许多年轻观众通过这个节目不断打碎重塑过自己的价值观及思维边界，形成了现象级的节目效果。
《奇葩说》第一季第二季有许多感性与理性之间的辩论。马东形容马薇薇和范湉湉是很难得的大辩才，用生命去辩论出一种悲壮感，一次两人同队辩论“该不该看伴侣的手机”，马薇薇面对对方辩友指责“伴侣偷看手机像警犬”时，她当场反驳，“如果爱伴侣何止卑微如狗，我可以卑微到像草履虫。”
但时代红利总有吃够的时候，中间几年脱口秀，优秀辩手荒，新老奇葩口水战、节目质量下滑等争议覆盖了对辩题的探讨声音。辩论内容收窄，更加趋于理性，“奇葩没有了，很像《百家讲坛》”是《奇葩说》中期直到今年依旧存在的声音。
比如今年的节目中，刘擎教授在“是否支持前任点评APP”一集中延伸到的“系统殖民生活世界，需要人们非常警惕”，“算法是没有感情的系统逻辑”都是十分有技术含量的，但有多少人能真正听进去，就未见得了。
在全民自媒体时代，综艺节目能够以知识含量的话题属性取胜，已经是难上加难。在大众嗨点和价值感中找到平衡对后期的《奇葩说》来说至关重要。到2020年的第七季，“千人奇葩捞”，“奇葩菜市场”的推出，能看得出来，节目开始重新找寻与大众之间的连接点，试图给IP注入新鲜的血液和活力。
《奇葩说》辩题之殇的背后
七年以来，观众的变化远比想象中的快，这也导致了《奇葩说》在选择辩题上一度走入误区。无论是“妈妈应援男明星”，“前任APP”，还是“该不该收彩礼”在如今都不再成为问题。
时间和科技的浪潮把过去传统的陈旧观念一并带走，新的活法、新的争端、新的选择都不再需要冲破世俗之见。
大数据算法正在吞噬人们的隐私奇葩说第一季决赛上被删|《奇葩说》的“七年之痒”，奇葩的玩法甚至泛滥到人们已经不觉得奇葩，无视既定事实而再去探讨已经发生的事，让人觉得乏味。正如来了三季的李诞所说：我们不能假装生活在一个真空世界里。
举个简单的例子，七年前，粉丝文化还是个独属于哈日哈韩人群的小众文化，随着“归国四子”集体回国发展，TF家族的盛大，“粉丝文化”已经逐渐在国内形成庞大的体系，背后是一代人话语权的崛起，是年轻人对“偶像价值”，“男女价值”，“自我价值”等观念的树立和投射。远远不是把焦点转移到“妈妈”身上可以探究到的。
面对这个选题，只有黄执忠由表及里聊到了问题的核心上，他在本场提出的“崇拜与排他”，“身份剥夺”，“极端榜样”三个概念正好打中非健康追星的现象及它的危害性。
但面对当下正在发生的、许多场内选手并不熟悉的新鲜领域，不是每个人都会像黄执中一样做一个PPT来深入研究，很容易被辩题的字面意思捆住手脚，也就导致了《奇葩说》后期内容无论是从安全切口切入的辩论题目，还是选手的辩论风格及论据，都走向了大王所说的“要么煽情，要么搞笑”的路上，深入不了本质脱口秀大会，愈发浅尝辄止，杀不到痛点上。
这本不是站在潮流顶端的《奇葩说》应该做的。
到第七季播出到第12期，这种与观众想法错位的讨论方才得到扭转。现代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究竟有多远？当节目把辩题推到了极致，让正反方在“苦追八年的真爱”与狗之间做选择，许多人都更倾向于选择“能确切给予回馈”的狗，而今天仍然为这道辩题而纠结的人，变成了天真的“勇士”。
这种变化本身才是值得被探讨的。
时代变了，变到手机几乎成了人体器官般的重要存在。如果拿回第一季“要不要看伴侣手机”的辩题，有多少人还会选择会？如今的事实是，你玩你的《王者荣耀》，我追我的星，大家都不会愿意给对方看手机，也不去主动看对方的手机。再不是为爱变“草履虫”的年代了。
挤压辩论空间的，还有许多正在凝结的新型规则和人与人之间的边界感。
从“不要压抑自己的天性”走到今天奇葩说第一季决赛上被删，有多少观众还如当初一样，跟随辩论者的论据而在正反方倾斜，不断进行自我思辨？
《奇葩说》这艘船还能航行多远？
如今的《奇葩说》在新观众和忠实粉丝之间左右为难，从第七季辩题中可以看出，类似“要不要在家长群跟风吹捧老师？”“独立女性该不该要彩礼”的辩题指向的是轻熟龄的85、90后，证明节目有心巩固已经进入社会一些年份、有成家立业疑惑的老粉丝。
这就带来了选题症结，这些老粉丝还是否愿意持续探讨这些深入生活的问题？
年轻的家长们，是否会面对在家长群里遗世独立的奇怪劝说？还是愿意面对结婚了依旧买不起房的骨感现实？这时候我们发现，看似犀利的《奇葩说》实际上具有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成分在。相信提出问题即能解决。
比如“心爱的工作令我头秃，该不该辞职”这道辩题，虽然有欧阳超VS东北英语姐场上互飙英文这样的爆笑“名场面”，但爆笑之后无更深层次的反思。实际上，这个题目表面在聊秃头，其实是在辩一年前大火的“996现象”，但有多少年轻人明知996而也只能996？
许多问题是无解的，抑或是在一定时间内无解。正如秋阳在节目中所说，“我们没有什么理所当然和义正词严，而是无可奈何。面对生活，我们所有人都是弱者，我们只能在当下做那个最能够承担的选择，它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只是一个最不坏的选择。”
时代变了，辩论还在继续。
基因决定了《奇葩说》是学生气的，“一切皆可辩”仍是它的闪光点。蔡康永在最近的第12期节目中再次提到了《奇葩说》的宗旨，“把社会上还没有成为主流的观念推广给需要的人。”
但时代的变化不可逆转，节目组也应该看到，当奇葩成长为社会上的主流，《奇葩说》也应该考虑从呼吁观念开放到如何自我管理的转变，从打破旧规则到树立新规则的转变。
比如针对“粉丝暴力”现象，马东说，“我们怕流量奇葩说第一季决赛上被删，怕在网上被别人骂，一次次的讨论之后，也许不用几年，今天束手无策的状况会得到解决。”针对顾此失彼的个人“贪念”，薛兆丰的“选择容易的恋爱，麻烦的工作，你取得成功的机会就越大”，也会对现在的年轻人产生教育意义。
虽然马东时常强调《奇葩说》是一档娱乐节目，但是把“严肃的辩论”和“娱乐”调配到更恰当的比例，才是《奇葩说》原本的配方。选择更合适的、让年轻人有探讨空间的辩题，真正做到了解用户，是《奇葩说》之所以能成为年轻人心中的国民IP的原因，也是决定《奇葩说》能否继续走下去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