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思达：我就是不想平庸
记者 | 施 歌
编辑 | 孟佳丽
“当——”伴随着一声铁桩子的敲打声，姜思达的播客开始了。
熟悉他的听众都认识这个声音，这是他在某个醉酒的深夜带回家的“铁桩子”，之后频繁出现在播客里。大家管它叫“桩子老师”，评论区里总有人自发标记这个声音出现的时间点。寻找“桩子老师”成了听友互动时的乐趣之一。
这样莫名其妙的快乐连接着姜思达和他的听众。这档从2021年开始周更的音频节目，上线不到一年，已经在多个平台获得超过10万的订阅。但你最好不要期待能从中获得任何深度洞察，或是观点输出。比起以往他所参与的各类语言类节目，这档播客要散漫得多，甚至被视为行业里的异类——无准备、无主题、无配乐、无剪辑，就连标题都只是用数字代表当期期数。唯一经过设计的，或许就是它没有设计。
30分钟的节目，随机性很高，姜思达常常在打开语音备忘录时，都还不知道要说什么，而这种随机性也自然地屏蔽了一些不了解他的人。他曾在节目里模仿过午夜电台对话，杜撰过自己妈妈去埃菲尔铁塔上抓飞机的故事，甚至整期都在模仿Keep带领听众做运动……连他自己都开玩笑说，这是30分钟的“垃圾话”。
不过姜思达的听众并不这么认为，每周四的30分钟，是他们的快乐源泉。“可以享受不带任何思考，不需要信息增量，也不需要作价值判断的收听体验。”张静说，她从《奇葩说》第一季开始关注姜思达，对她来说，听姜思达播客的乐趣就像拆盲盒一样。她能理解“桩子老师”发声的含义，它是一期播客的开头，也可以是一个过场，用在姜思达找不到词的尴尬之后。她也提到了模仿Keep的那期，觉得很好笑，还补充了一句：“懂的人自然懂。”
图片 | 王晓东
大多数人都和张静一样，从《奇葩说》认识姜思达。自登上这个舞台开始，他几乎就不掩饰自己的喜怒哀乐，他并不是这个节目最先带火的人，直到第三季才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但他又是最放得下“奇葩说”标签的那一个，从短视频访谈节目《透明人》到《仅三天可见》，再到近几年先后举办艺术展、组织线下集市、开花店，他忙活着一些看起来跟“内容创作者”身份不搭边的事，一点一点拼装起“奇葩说”之外的个人舞台。
当我们聊到这件事的时候，他自己也有点惊讶于最近几年标签的淡化，他并不回避《奇葩说》舞台给他带来的关注度，也不避讳别人提到自己的代表作时提到《奇葩说》的某几期。只不过仅仅这些是不够的，他“不满足于让一个节目就代表了自己”。
我知道你们要什么，可是我不想
按照姜思达工作室的习惯，一档节目从创意到落地，需要反复开会、讨论、推演直到成形。唯独播客例外。
在2020年10月的播客行业大会 China现场，作为圆桌主持，姜思达在被问及自己的播客计划时，说没有做播客的打算，“人家已有的那些节目已经很有意思了，我不知道我能干吗，如果真要做可能就是闲扯淡，把自己的责任感放到最低。”
结果当年12月，他就上线了第一期播客。原因很简单，只是想找一个东西让自己坚持下去，至于有没有可能被喜欢，或者被什么样的人喜欢，有没有展示或是掩饰掉他自己的哪一部分，他并没有想太多。
姜思达说自己从小就不是个习惯取悦别人的人，在他的做事逻辑里，“情感”始终是重要的驱动因素。
在《奇葩说》的舞台上，他最先被关注到的是多变前卫的造型，但他不是为了配合节目效果，纯粹是为了讨好自己。也有人建议他何不掩饰自己，男女通吃，他知道大家想要什么，“可是我不想呢”奇葩说辩手姜思达|姜思达：我就是不想平庸，他不愿迎合。
大学思政课上，老师让同学们写下自己认为人生最重要的东西，姜思达写了个“美”。
但他理解的“美”经常挑战着大众审美。First影展的颁奖典礼上，他身着红黑拼接裙搭配哪吒丸子头的造型遭到了网友抨击，一夜之间评论上万，大多是冷嘲热讽，还冲上了热搜。面对强烈的质疑，他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仅仅回应了一句：“骚扰到大家了，我也没有很抱歉。”
关于“穿衣自由”，他曾写过长文讨论，认为穿衣服是传递某种自我讯息，完成一次自我表达，既然别人看了，自然也有权利反馈，“我不觉得，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对任何别人都不能评头论足，而是希望我们的评头论足是有依据的，是眼界开阔的，是趋向包容的，是建设性的。”
他被请去《我就是演员之巅峰对决》，面对佟大为和梁静不太出彩的喜剧表演，其他人努力找补，姜思达站在普通观众的角度说了真话：“我自己的体验就是笑不出来。”直白的话听起来多少有点刺耳，但总好过掩耳盗铃，也带出了一个新的问题：演员有必要跳出舒适区吗？
后来有媒体问他是否担心得罪人，他说：“如果某种程度上涉及到了我的底层价值判断，遵从内心其实还是很重要。”
《奇葩说》第四季半决赛有一道辩题，讨论的是“愚人井里的水村里人都喝了，你喝不喝？”，对手陈铭说不喝的人就像海洋里的蓝鲸，就算发出1500赫兹的声音也根本没有人和它产生共鸣，这样的孤独没有意义。而姜思达觉得，不喝，能理解能回应你的起码还有你自己，但喝了，那世界上唯一有信念的人都没了，世界还有什么意义？对是非颠倒的妥协并不能换来朋友，而是一个完全混乱的世界。
这场辩论不仅让姜思达止步于半决赛，也让他独自陷入一场一对多的舆论漩涡，网上吵得沸沸扬扬，而在漩涡中心的姜思达没有解释什么，只留下一句：“多大点事儿，大方一点，浪漫一点。”
后来，姜思达便从《奇葩说》的舞台消失了。直到3年后，《奇葩说》第七季开始前，制片人想邀请他参赛，但他拒绝了，最终只参加了一场“老友赛”。在“20岁成名”这个辩题上，姜思达和肖骁站成了一队。只不过肖骁觉得一夜成名所带来的改变并不可怕，只有站在那个山巅，才能一览众山小。而姜思达说：“我现在才意识到，我的改变，就是我原来没变。”
没有不费力的事
姜思达从第一季就参加了《奇葩说》，但被认可，是第三季的事。周围人都看到了他的变化，马东在某期节目的最后说，姜思达一直在成长。
他总有一种要把事情做到极致的冲动。参加第三季比赛前，他做了很多功课，把往期节目每一集从头看到尾，“一个人站起来无论说了什么，只要带有关键词，我就会暂停，就想反驳，把它系统性地变成了任务。”由此养成的思维习惯导致他常常在私下跟人聊天时，也会不经意带着辩论腔和攻击性，“花了很长时间才改掉这个毛病。”
有媒体问姜思达，觉得自己跟于正有没有相似之处，他思考了几秒说“我跟他一样，都是极其努力型的”。
于正的那期《仅三天可见》后来被大家津津乐道，哪怕是没有看过完整节目的人，也一定在网络上看过一些片段。两个完全不合拍的人一起相处3天，于正不断地挑战姜思达的边界，带着攻击性。姜思达后来说，他也很久没有碰到过像于正这样爱用判断句的人，虽然他觉得自己“没有必要跟所有人交朋友”，但在于正面前，他还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
通过这些访谈类节目，公众看到了昔日犀利的奇葩辩手奇葩说辩手姜思达，如何转型成为一个优秀的采访者。透过他的视角，能看到被访者令人意外的一面，看到人的复杂性。他说自己并没有什么采访天赋，完全靠练。私底下，他的采访功课做得很足。在他2017年制作的短视频访谈类节目《透明人》系列中，有一期要采访二环内的“贵族”，采访前，他用整晚看完了一本500页厚的《礼貌史》，琢磨着如何提问能够精准且礼貌。
努力并不一定有结果，但努力本身值得被认可。姜思达从来不避讳展现自己努力的一面，他说自己从小好学且好强，“我不会容忍自己每天把更多的思考放在吃喝玩乐和如何打压别人上。”
出生在齐齐哈尔，中国北部一座寒冷的城市，姜思达的童年并不像现在这样锋芒毕露，他是学生群里的乖孩子，学习上的事，很少让父母操心。
父母的离异提前结束了他的童年。缺乏安全感的人总是习惯提前预防未知的伤痛。最典型的表现是他不再敢依赖别人，哪怕是身边再熟的人、关系再好的朋友。
那剩下的，就只有让自己变得更强。
在中国传媒大学辩论队的日子是辛苦的。每到周末，身边的同学都会出去玩，他却只能在上课、备赛、比赛中来回拉扯。很累，很吃力，也想过放弃，但妈妈在电话中鼓励他坚持下来，之后他成了辩论队的队长，有了后来《奇葩说》的光芒。
从米未离开后，姜思达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他盘了盘自己可以公开兜售的能力，决定把写公众号当成自己的第一份工作，靠着日更的勤奋一笔一笔养活了最初的团队。“别人吃喝玩乐时，我在认真写作。别人瞎写的时候，我要写出更好的东西。”
童年的那份不安全感始终还在，努力往前跑，是为了填补内心的不安和恐慌。
在袁弘面前奇葩说辩手姜思达，姜思达说觉得自己“配不上自己得到的”。他始终没有找到踏实的感觉，“我特别相信这件事，如果你是偶然获得了什么，有很大概率是要还回去的。”他从来不想长远的计划，如果必须有，那他的计划就是不做亏心事，这个亏心不光指道德，也要无愧于自己的能力。
姜思达在“泼瓦POWA”的活动现场。这是由姜思达团队于2021年建立的文化品牌，聚焦集市、户外、艺术等多种形态。（图片 | 姜思达工作室提供）
对世界还有一些幻想
书玉是2019年年底加入姜思达工作室的，在此之前，她没怎么看过《奇葩说》，完全是因为这份工作符合自己的职业路径。她选择这个团队的原因和其他人一样：氛围不错，老板不错。
除此之外，这里的同事们多少都有点理想主义，书玉也是。她是艺术专业毕业的，未来想成为一个艺术家。她去年协助姜思达举办了自己的个人艺术展，展览以“爱我”为主题，展现了其最私人、最隐秘的一部分。对姜思达来说那是一种表达的方式，而书玉看到了一个非艺术领域的人走向艺术的可能性和主动性。
2021年6月在X美术馆举办的姜思达个展“爱我”。（图片 | 姜思达工作室提供）
从内容创作到艺术展览、线下零售，姜思达横跨了几个领域，它们并非都是他擅长的，但他本来就不喜欢安于现状，“对未知的东西更感兴趣，不喜欢复制经验。”
在和客户合作内容的时候，他常常自己提要求。为了配合电影《狗十三》的宣传，对方想要他们做一条片子，要求也很简单，采访3对素人父子（女）。但姜思达不想要简单，他总希望要做就做出一些精彩的被行业认可的东西。于是，最终的片子里，姜思达给他的父亲打了电话，那是一段很艰难的对话，他问父亲再婚了为什么没有告诉自己，在对话里，他哭了。
为什么就不能轻轻松松地放过自己？姜思达也这样自问过，但他就是不想普通，不想成为和别人一样的人。
敏感让他能关注到这个时代被忽略的存在。《透明人》第一期就采访了沉迷的饭圈粉丝。直到几年后，饭圈的现象才得到更广泛的重视。当时他还做了关于拐卖儿童的“宝贝回家”的采访，最近，因为徐州的事件，他又把节目翻了出来。在这之前，他很少翻看以前的作品。
最新的视频节目，话题依然是小众的，比如网络暴力和媚男指控。书玉说，团队在讨论新节目时奇葩说，都对“网络暴力”这个话题感兴趣，哪怕小众，他们也觉得应该做。在书玉眼里，这就是她认为的“理想主义”。
“我们对世界还有一些幻想。”姜思达觉得这一点构成了工作室的内核。
他曾在公众号上发起了一次“和HIV携带者吃饭”的活动，最终来了7个人，他们坐在一起吃了顿饭。姜思达发现他们并不需要汹涌的关怀，“这是一顿很平静的饭，和其他任何一顿饭，真的并没什么两样。”姜思达在之后的文章里写道。
他还在一次节目中邀请了自己的黑粉来对话，面对面或者通过电话接受“批评”，当然他也有他的辩解。他并不期待这期节目或是这次对话能改变什么，他知道双方谁也改变不了谁，但起码，他们互相听到了真实的声音。
姜思达知道自己和团队做不出更加破圈的节目，但这份理想主义，还是支撑着他们去改变一些他们不满意的，哪怕这件事是小众的。
花店也是姜思达试图改变的一部分。他爱花，想要一间与众不同的花店。为了花店，他跑去伦敦学习花艺，课上他就不再模仿老师，而是把花和叶子捏成自己想要的形状。现在他也要求花艺师去挑选不一样的花，他想做那个“分子”，“不能做成一样的，淹没在那里。”
位于北京三里屯的新概念花店外观。（图片 | 姜思达工作室提供）
花店内部。图片 | 王晓东
在采访春夏的时候，姜思达问她：“我们为什么要成为一个特别的人呢？安安稳稳不好吗？”春夏的回答打动了很多人：“我就要这世界有束光是为我打的，我就是要有个舞台是为我亮的，我就是要这个世界上有人是为我而来的，那非常非常重要。”坐在对面的姜思达无比认同。
做自己不是最重要的课题
去年一年，姜思达把自己置于一种放松的状态中，他去了很多次三亚，还幻想着有一天能过上每月花销不超过三千元、每天冲浪的生活。
原本就没什么压力的播客，录制起来也越来越放松了，头几期，他觉得自己的播客能被喜爱，也是因为这种放松感。
如果说有什么目的，那也可以算作是他的又一次尝试。“绝大多数的内容要追求某一种效果，无论是质量上的效果，还是更功利一些的数据上的效果，多多少少都需要花费一些力气，甚至花一些钱。但我觉得未尝不可以是别的样子，我和我听众之间有一种默契，大家能够感受到有一种内容是可以不费力的。”姜思达说。
这也影响了他后来的内容创作，主要体现在“会放松某些我目前认为不重要的东西”，比如，一个正式的录制场合。在最新的访谈节目《DV计划》里，姜思达拿着一部DV开始了自己的录制。节目如实记录下了他开车、找路的过程，采访现场也没什么布景，雪地里铺了两个厚毛毯，与嘉宾晚晚面对面的谈话就这么开始了。
姜思达越来越放松了，也渐渐学会了放过自己。
在一场电影人的饭局上，几位导演都没认出姜思达，他干脆说自己是做微商的，告诉别人自己如何赚钱。他还用过卖奶茶的、卖面膜的等身份，只因为在那个场合下，他真的是谁，并没有那么重要。
他最近的一次重大发现，是承认自己并不是全能的，这不是凡尔赛，“以前觉得自己干啥都行，因为学东西也快，后来发现有些事真的不擅长。”比如提条件，比如批评别人。
人际关系是姜思达很在意的点，他会因为人际关系出现问题而感到不安。他身边的团队非常固定，经纪人秦岭从大学时期就围绕在他周围，视频团队也都是在《透明人》结束后选择跟着他从米未离开的。大家喜欢跟着他，因为他总是能在其他人灵感枯竭的时候找到出路。团队的人都很爱他，也对他充满期待。
目前他的办公室里坐了两个团队的人，一边是工作室的导演、编辑们，一边则是花店的市场、设计师们。既然两摊事都要抢他时间，那不如让他们坐在一起办公，这是“管理者”姜思达想出的点子。
他不再纠结身份问题，以及是否要以个人IP绑定一切。曾经花店经历过这样的挣扎，姜思达希望它能发展成一个独立的品牌，而不是依附在自己的IP之下，“抗拒，或者说有点羞耻，有莫名其妙的保守和抵触。”但后来他想明白了，觉得实在没有必要，“认真地管理花店，同时也让大家知道这是你的店，两件事并不矛盾。”
如今外界提到姜思达，还在从他身上寻找如何做自己的答案，但他觉得这个问题还有更深层的探讨空间。“如果还停留在大谈特谈做自己，彰显个性脱口秀，我觉得我的用武之地已经消失了，大家真的不用从我身上再学这件事了。一个更重要的课题是，我们做了自己，该怎么跟现在的世界相处？我们不得不用更流动的想法去面对所有可能发生的事。”
他已经在往前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