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口秀节目|脱口秀舞台上的歧视与反歧视：我们低估了笑声传递信息的效力
在2021年牛津中国论坛上，黄西等四位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英语脱口秀表演者，聊了聊各自对脱口秀与笑话的理解，聊到了身为亚裔或女性在舞台上下所感受到的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也聊到了自己的愿景与应对。
近来，脱口秀在中国日渐流行，也随着一些热播综艺节目进入更多观众的视野。脱口秀引发的不仅有笑声，更不乏争议；在笑声与争论中，显示着社会情绪与观念变迁。
在今年的牛津中国论坛喜剧板块上，四位来自不同文化背景而都有英语脱口秀表演经验的表演者，分享了各自的经历、感受与思考。作为一门与现实接壤的艺术形式英国脱口秀节目，脱口秀的台上台下充溢着来自现实的偏见与对偏见的反拨；不同性别、不同文化背景的表演者，也更容易察觉到来自种族、性别等维度的歧视。
华裔脱口秀演员黄西，出生于吉林一个朝鲜族家庭，1994-1999年赴美国莱斯大学取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2000年起，在麻省一家制药企业从事科研工作之余，他开始穿梭于脱口秀俱乐部，自己也开始尝试脱口秀表演。2010年，他受邀在白宫表演脱口秀，用带着口音的英文调侃自己作为第一代亚裔移民的经历，博得满堂笑声。2013年，黄西回国发展脱口秀生涯，见证了近年来中国脱口秀的飞速发展。在此次论坛中，他也针对亚裔在美国遭受的歧视与种族主义，讲述了自己作为脱口秀演员的经历与回应。
同样带着口音在异国用非母语表演脱口秀的，还有日本脱口秀演员 。她在日本出生长大，直到去了英国才接触到脱口秀这种演出形式。亚裔身份与女性身份的交叠，加上语言的阻碍，使她在生活与表达中感到格外的困难，但她仍义无反顾地走上脱口秀之路。通过这种形式，她可以表达自己的感受与看法，并将生活中遭受的歧视转化为笑话，在公开讲述与共同大笑中得到释怀。
俄罗斯裔脱口秀演员Olga Koch在俄罗斯出生长大，在十几岁的少年时代来到英国，感受到西方文化的剧烈冲击，处于青春期的她在性与性别观念等方面也经历了重塑的历程。她说虽然自己表面上仿佛洗去了厌女症，但生活在深度厌女的社会中，也许在自己的观念底层内化了自己也尚未意识到的厌女症候，需要更深层的觉察与解码。她也提到，作为女性表演者，在脱口秀舞台上更容易受到贬低，许多观众不信任女人的幽默，自嘲的边界也因此似乎更难把握。
还有一位分享者Ben ，他祖籍欧洲，有着法国异教徒与爱尔兰旅行者的基因吐槽大会，但从小在新加坡长大英国脱口秀节目，后来又在印度尼西亚、荷兰、美国生活过，如今居住在伦敦。成长在不断迁移的文化中，他对不同人、不同文化非常敏感，也十分注意察觉自己在不同境况中的感受。他认为，脱口秀不仅在于讲述自己的故事，更在于聆听他人的故事；不仅在于讲笑话，更在于与自己对话。他也提到，身为一个白人男性，如果不加反思，很容易陷入优越感，因此察觉自己的感受、倾听他人的声音，也可以防止自己享有结构性不平等所带来的特权而不自知。
“脱口秀”对译的英文，曾经是“talk show”。但如今，中文里大家提到的“脱口秀”，其实是指“stand-up ”，也被译为“单口喜剧”或“站立喜剧”，这也正是本场论坛的主题。由于“脱口秀”一词比“单口喜剧”使用更普遍，因此在大部分情况下记者选择“脱口秀”作为讨论过程中“stand-up ”的翻译。“喜剧”（）是一个范围更广的用词，但在本场讨论中，很多时候也在特指单口喜剧，因此在“”的翻译上，记者有时也根据语境翻译为“脱口秀”。
整场讨论以英文进行，经2021年牛津中国论坛授权，《燕京书评》记者对论坛内容进行了节选、翻译与整理。
黄西：美国脱口秀不敢出现N-word, 讽刺亚洲人却可以引人发笑
我去美国读博之前，曾经把牛津词典来回背了八遍。这是真的。我还记得在北京地铁上背牛津词典的情景，当时努力想要记住词典上的每一个单词。刚去美国的时候，我还以为那儿的所有人都认识词典上的每一个单词，结果我和人家说话时，人家压根不知道我在说什么。虽然我学英语学得很努力，到了美国课堂上听到教授点名时却连“到”都不会说。我想起北京地铁到站时的播音会说“”，我于是就说“”，实际上这句话的意思是“我还在路上”。在文化上，在语言上，在美国生活真的会遇到很多困难。
在聊脱口秀的话题之前，我想先说一说从去年到现在，美国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如今，很多亚裔女性甚至连出门购物或者在家门口散步都害怕。如今在美国，对亚裔的恐惧是个流行话题，在这样一场喜剧论坛谈人权问题好像有些跑题，不过我还是想带出这个话题。最近亚裔经历的事情太糟糕了，但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我在美国表演脱口秀时，就一直能够感受到种族歧视。在美国的脱口秀舞台上，你能听见歧视中国人的用语，观众也能笑出声来。他们不敢说歧视黑人的N-word，他们知道那是错的；但讽刺亚洲人，却是可以接受的。
你要是想用喜剧反对种族主义，他们会被激怒。我第一次在美国提出种族问题时，一些白人喜剧演员甚至向我泼水。他们很生气。在他们眼里，只有白人对非裔和犹太人的歧视才是种族主义，亚裔歧视好像不存在一样。所以一开始很痛苦，但大多数人其实注意不到这个问题。
后来，情况甚至越来越糟糕。到了2019、2020年，再去喜剧公园的时候，我花了三分之一的时间和他们吵架，因为他们会使用歧视亚洲人的用语，或者是讲吃狗肉之类的刻板印象。我觉得很难受，我去那儿本来是想讲讲笑话，和大家轻松一下，结果听到这种东西。我可以假装没有听到，但我如果放过这些，他们可能会和其他人讲同样的话。所以，我必须讲出来。可是我一旦讲这些英国脱口秀节目|脱口秀舞台上的歧视与反歧视：我们低估了笑声传递信息的效力，就不再是喜剧了。他们会觉得，都是言论自由之类之类的。情况就变得很艰难。我赞同言论自由，我的偶像是乔治·卡林（ ），但有时这种精神被用反了。人们说出很多针对亚裔或亚洲人的种族主义言论，还觉得这没什么。我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这是美国喜剧表演中一个很大的问题。
甚至，当我取得了一点成功去到好莱坞，他们也当着我的面说对制作亚洲家庭节目毫无兴趣。我问为什么，他们说：“噢，我们30年前有个这种节目遭到市场冷遇。”他们不会对白人说，我们不要白人演员，因为某个白人男演员的节目被取消了。
所以，2013年我回国了，然后见证了中国脱口秀演出的迅速发展。2013年我在北京时，只有一个脱口秀俱乐部，一周甚至一个月才有一次演出。现在至少有10个俱乐部了，差不多每晚都有演出，真的很让人惊喜。在美国时，我感觉自己只是一个脱口秀表演者；在中国，我却感觉自己仿佛身处一波浪潮之中，因为就在八九年前，单口喜剧在中国还完全没起来。我还记得七年前，我讲完一场开放麦以后，六七个国内的脱口秀演员在垃圾桶旁边围着我问，美国的脱口秀是什么情况，开放麦是什么样的，专业演出是什么样的。（开放麦：open mic，一种脱口秀演出形式，通常在俱乐部或酒吧等空间，新人或非专业演员也可以上场尝试，也可能有专业演员在此打磨表演。）
2015年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个人专场脱口秀演出的黄西。图片来源 ：视觉中国。
现在则非常不同了，中国有二三十个城市有脱口秀俱乐部，非常喜人。中国现在的脱口秀非常多样，有中文的、英文的，上海还有日语脱口秀。观众也很多元，随便一晚上，你能看见观众席上美国人挨着伊朗人，这是在联合国会议上也看不到的景象。喜剧形式也非常多样，有脱口秀，有相声，有日本漫才，当然还有小品。中国的机会也很多，如果一个年轻人想要开始自己的脱口秀生涯，我会说现在中国是最好的地方。我在美国的脱口秀舞台上待了很多年，在美国如果想在电视上表演一个五分钟的脱口秀，可能需要八到十年的经验才有机会。但在中国，脱口秀太新了，有的年轻人只做了一两年甚至半年就成了明星。对于中国的脱口秀来说，这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期。
Ben ：身为白人喜剧演员，时刻警惕自身的优越感与特权
黄西的分享，让我们看到了亚洲脱口秀表演者在美国白人表演者中间面临的挑战。他分享自己的真实经历，而这些真实经历不仅仅关于他自己，他把这些我们早就看到、知道的问题带到了脱口秀舞台上，直接抛向观众。这种公开对话有巨大的能量，相比之下，比如在工作场合，很多亲眼所见的真实问题总是被遮遮掩掩。
这也是我做喜剧教学的起点。在我看来，艺术就是分享自己对人类处境的体察。很难有其他时机能让别人通过你的眼睛来看世界。不管是谁，一个人能够站上舞台，说出自己眼中的世界，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机会。这是教单口喜剧最吸引我的一点。这不仅仅关乎对讲故事的热爱，更关乎对听故事的热爱，关乎对他人的兴趣与爱。每次我看单口喜剧，都能通过讲者的讲述进入一个我从未经历的视角。
Ben
作为老师，我只是不断地鼓励他们与自己密切交谈，每天走来走去，观察周围的世界，听听自己在每个处境中在想什么、感受到什么。喜剧是一种普遍存在、本所具有的东西，只要你试着寻找，会发现到处都是。喜剧不仅仅是笑话，在更深的层面，它是一种自传。这也是我鼓励学生沉潜的方向，它会引向生命的长期探察，而不仅仅是在短期内写个段子，抖个包袱博人一笑。
Ben 剧照
脱口秀还有特别棒的一点，就是不设门槛阻碍（）。很多社会活动的入场资格是不公平的，有的人能站在台上，有的人没有资格站到台上。但在脱口秀开放麦这种艺术形式里，上场不看学历，不需要工作室，也不需要昂贵的音乐设备。你只需要径直走上台去，就可以对着观众说话，然后带着新的点子改天再来，来来回回地测试观众的反应。这就是脱口秀舞台上人的经历与表达的宽度。
表演者和观众的关系是很神圣的，在舞台上建立和维护这种关系是真正的能力。说到同理心，我会把自己当成一位练习者，我很愿意分享自己的故事，同时也会注意觉察和倾听观众的需要，调动我所有的技能，和他们更好地互动。
我不知道自己来自哪种文化，也许不断迁移就是我的文化。我的祖先是一群因为宗教原因被驱逐的法国人和爱尔兰旅行者。它带给我好奇心，让我身处人群之中，品尝事物，去到不同地方，学习不同语言。
我需要不断省察自己，当我觉得自己应该得到某些东西时，或者当我觉得自己比别人好时，我需要检查这些是不是自己的身份所带来的优越感或特权。毕竟，这是欧洲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文化背景所可能带来的偏见。
Olga Koch：社会对女性脱口秀演员会有更多的不信任
我在俄罗斯出生长大，十三四岁时来到英国读国际学校，后来去了美国，又回到英国。在十三四岁的年纪，我经历了古怪又野蛮的觉醒，西方文化的冲击就像一辆巴士那样迎面撞来。像是关于性，关于性别角色，我要洗刷掉我在俄罗斯习得的种种观念，才能在新的环境融入同龄人的生活。
在我的印象中，喜剧似乎是我改变观念、打开视野的唯一方式。我来自一个非常传统的家庭，但我不是想把自己的保守归咎于父母。我只想说，我的观念发生了改变，不是因为有人坐下来告诉我这些，也不是通过阅读严肃书籍，而是通过看喜剧，尤其是美国情景喜剧而渐渐改变的。我们好像很容易看轻喜剧，但我觉得这低估了喜剧传递信息和知识的作用。前几天，我还看到一篇学术论文，讲到看新闻脱口秀中和看新闻一样能获取信息。
把信息包装在笑声里，这就是我做脱口秀的驱动力。我写的第一个喜剧是关于俄罗斯经济私有化，第二个是关于计算机科学，第三个是关于移民问题。喜剧传递信息可以非常有效，因为首先人们不会因为无聊而放弃。其次奇葩说，这种传递信息的方式，不容易被压缩或异化。在学院里，很多时候知识不好接近，因为精巧的用词和专业人士的严肃态度让人感到门槛太高，以至于不敢接近，喜剧的姿态则随意得多。再次，表演者的笑话可以通过类比把生活中相似的事情联系起来，教授讲课时则很难带出自己的日常经验。我希望人们看完了我的演出，会有兴趣搜索一下俄罗斯经济私有化，那就是对我的表演的肯定。
Olga Koch, 图片来源：
有时会想，我在多大程度上会把自己身上一些东西归因于俄式文化，在多大程度上会归因于我的家族背景。比如我觉得自己很固执，也许是遗传自我爷爷，一个俄罗斯老头。再比如我做知识型的喜剧演出，也许和我的俄式实用主义有关。观众听完要是没有获得任何新知识的话，那岂不是白白浪费了这一个小时。
同时，一些负面的文化观念也在影响着我，比如哪怕我在表面上仿佛能够抹除厌女症，也许仍然内化了它的影响，需要持续地解码。
作为女性表演者站在台上，会有一重额外的挑战，就是如果我表现得过分自谦，一些年龄比我大的男性观众会觉得，这个女人什么都不懂，不知道自己站在这里干什么，她失控了。实际上我很会自控，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那你还得加上一句：“我只是在拿我自己开玩笑，别担心，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想举一个真实的例子，有一次我说了一个笑话：我不带手表，因为我有生物钟。结果报纸上的一篇评论说，我的脱口秀讲得毫无条理，因为我没看手表。很多时候，人们对女性讲笑话会有更多的不信任。
：通过脱口秀的方式讲述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
我来自日本，现居英国。我讲英语已经很多年了，但还是只能讲成这个水平。之前我差点放弃，因为一开始我觉得英语要说得很完美才能交流，但现在，我觉得用自己现有的英语水平和人建立联结、表达出自己的意思才是最重要的。
英语是我的第二语言，用非母语讲脱口秀真的很难。甚至现在在论坛上发言，我都紧张得出汗。但我就是热爱脱口秀。通过这种方式，我可以表达自己的感受。比如遇到种族主义或者性别歧视时，我就把歧视者写进剧本里，在舞台上说出来，和大家一起放声大笑。这真是太美妙了。尽管很难，但一旦我写的笑话响了，大家哄堂大笑，我就获得了做下去的动力。
，图片来自其个人网站
难处不仅在于语言，也在于文化差异。比如，我从小在日本观看的喜剧形式是刚才黄西提到的“漫才”（），是一种双人对口喜剧，台上两人一个表现得很滑稽，另一个表现得更像正常人。所以一开始，我很难理解怎么能做到一个人在台上妙语连珠。但后来，我在英国的脱口秀俱乐部接触到了这种艺术形式，就在脑海里留下了印象。
不过在日本，我们也有一个人讲故事的传统喜剧形式，叫“落语”（）。讲笑话的表演者（“落语家”）跪坐在舞台上，讲的可能是原创故事，也可能是流传了很多很多年的故事。但在脱口秀舞台上，讲的必须是原创。还有一个区别，英国有很多“脱口秀之夜”，如果想要尝试上台，可以预定当地的开放麦，但在日本没有这种文化。英国的观众经常喝酒，这也和日本喜剧的观众很不一样，也许是文化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