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兰脱口秀大会|呼兰，100度烧开的吐槽该是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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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气流”
疫情后第一场线下开放麦，观众七八人，坐得松散，在场者全都戴了口罩。呼兰讲了些过去讲过的段子，但效果大不如前，几乎听不到笑声。“他们身体在动，也鼓掌了，但好像忘了怎么笑，也可能是不敢笑。”呼兰理性地分析这个奇怪的现象，“戴了口罩，观众会觉得你有种戒备心，这必然影响他们看喜剧的心情。”
心理的较量在脱口秀的场子上时刻存在。
不久后的一次线下演出，主持人cue呼兰上场，他一如既往颤巍巍地跑上台，观众欢呼。理想的后续是，他拿起话筒脱口秀，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呼兰”，然后开始讲起段子，包袱一个接一个响起，观众笑声和掌声越来越热烈。但现实的情况是——为了疫情防控，他先从兜里掏出一个防止口水污染的一次性网罩，将话筒套上罩子，又调了调话筒的位置，不到10秒的时间里，上场时的欢呼变成了一片短暂的静默。
呼兰敏锐地捕捉到，气变弱了。脱口秀的场子上，有一股微妙的气流。脱口秀演员的任何一个动作，一句话，一个眼神，“如果不能把气往上顶，它就是在往下掉”。控场是重要的，“你这边的气流，要盖过观众那边的气流。”果然，那次开放麦里，理想中的后续并没出现。
“这是坐滑梯往下滑的过程，你的梗能不能把你拦住，就像汽车系的安全带，拦住了，你就安全了。但如果不行，你就一路向下滑，越来越慌，刹不住车。”呼兰曾打过这样一个比方。
刚开始讲脱口秀，“安全带”时常拦不住他。有时讲着讲着，发现包袱没响，呼兰就会露怯，甚至把这种怯懦当众表述出来——结果是，他的冷场刹不住车，一贯到底。
后来他和同行交流，别人告诉他，这种时候必须“死不认错”。“这口气必须得硬顶，不然场子就很难再热起来了，观众报之以同情、感动，但不是笑。”呼兰说。从此，他再也没在场上露过怯。
但和后来一次巨大的失控相比，这些微小的失控不算什么。
那是《吐槽大会》第3季。呼兰穿着一件橘黄色毛衣走上台，被李诞说“长得像加菲猫”。一张胖嘟嘟的，没有攻击性的脸，第一次出现在线上观众眼前。但他的段子却不温和——吐槽王晶，他犀利地说，“大家应该都去看看王晶的电影，现代中国人不缺深刻，就缺觉。”即便如此，他依然流露了一位脱口秀新人在舞台上的局促不安，手势频繁，动作幅度大，喘气声越到后面越明显。
节目播出后，那些线下常常被忽略的问题，比如大口喘气，语言和节奏的变化，都在屏幕前被无限放大。作为当场的“Talk King”，等待他的是一场大规模的网暴——有网友在微博上嘲笑他“哮喘”，也有人质疑他是故意捧的新人、走后门。
当时，他是一家互联网创业公司的CTO。心里有股傲气：“我干啥不好啊，在这被你们指指点点。”回家吃饭时，呼兰也不敢提这件事情，怕爸妈知道了难过，他们的儿子从没被这么骂过。
就像无数个冷场，只能靠把下一个场子讲热才能得到内心的治愈。直到半年多后，他参加《脱口秀大会》第2季，在线上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他才终于迈过这个坎。
如今，征服过最大的场子，有1600人。在哈尔滨。场子黑压压的，上下两层，一眼见不到底。呼兰一个人站在台上。彩排时，呼兰试麦，他对着空空如也的场地讲，能清晰地听到自己的回声。他有些发怵，同事告诉他，“不用担心，人坐满了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后来，呼兰撑满了1个小时，效果也令人满意，“所有人坐在一起疯狂地笑”。
他知道，场子控住了。他是那一个舞台真正的、唯一的焦点。
“再烧两下就开锅”
控制全场，成为舞台上的焦点，只是最浅的一层快乐，“那是人都有的攀比心”。逗笑观众，是进一步的快乐，“一种给别人带来快乐的成就感”。最深层的快乐，他最后才提及，“在讲段子的过程中，携带出自己内心想表达的东西，实现自我表达。”——一次表演，只有实现了三者的兼备，呼兰才认为是完美的。
表达欲或许是与生俱来的。高中的一门劳技课上，后排的同学讲了一个笑话，呼兰回头看了他一眼，也笑了呼兰脱口秀大会，老师以为他说了话，让他出去罚站。呼兰不服，“我只笑了，但没说话。”老师调查了一圈，让呼兰回座位。呼兰犟，说不行，“你得在全班同学面前和我道歉”。老师怒了，让他回去写检讨。
那个讲笑话的同学，半分钟就写完了检讨。呼兰却写了将近40分钟。他通篇用了一种脱口秀式的调侃，“老师可能眼神不好，但也能理解，毕竟戴着眼镜啥的……通过这堂课，真正知道了老师就是上帝，说什么都是对的。”
他遇到了一个特别好的班主任。检讨书要班主任签字，班主任后来没签，压下了检讨书，打电话给了劳技老师，让这件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呼兰始终相信，班主任这么做，是因为相信自己，他到现在依然认为，当时表达得没有问题，“我得告诉你我的想法”。
但去年，呼兰感受到了一种关乎表达的困境——他的笔跟不上他的想法了。
《脱口秀大会》第3季的舞台上，有一期的主题是 “保持距离，保持联系”，呼兰讲了很多与互联网有关的小故事。讲完后，一盏灯都没亮。杨天真说，总觉得呼兰憋了一大口气，在持续吐出，但不是有起伏的呼吸。罗永浩听到“宽带脱机阅读，就像是在海滩上干搓”时有了期待，但后面就没有了。李诞也说，那儿98度有了，再烧两下就开锅了。
▲ 图 / 《脱口秀大会》截图
那份稿子，呼兰上台前还在改，改了三十多版，这是前所未有的经历。关于互联网的话题，他想表达的很多，越来越不满足于那些简单、直接的段子。最终，稿子的呈现支离破碎，没有一层一层地把情绪推上去。
在呼兰的脱口秀世界里，一切题材都应该可以被这种表演形式承载。宗教，哲学，生老病死，沉重的、轻盈的，调侃的、反思的，只要是他想表达的话题，理想状态下都能用脱口秀讲出来。但目前，这无法成为一个恒定的状态。
这种囿于能力限制的痛苦也让他意识到，过去的好胜，一直是在和别人比，但他要比的其实是自己——如何克服支离破碎的表达，准确传达自己的内心。而赢得比赛的唯一意义是，得到更多机会说出自己想说的，“持续的表达”。
当关于中年危机的段子写出的时候，呼兰就知道“成了”。
“去鬼屋玩，鬼屋里最淡定的就是中年人了。生活比鬼屋残酷多了。NPC鬼一出来，年轻人四处逃窜，中年人就这么看着鬼。”呼兰歪了歪头，作无奈状，眼神暗淡，俨然一个被生活磨平棱角的中年人，观众笑了起来。——继续，“就像他们面对生活的态度。跑不动，也跑不掉，要不然你就弄死我得了。”观众笑得更大声了。
呼兰知道，这个稿子就是理想中那个“完美的稿子”，一篇稿子里每隔几句话，都在让现场的温度更高一点，“直到100度”。留下这个作品，那一季的节目，他就没有遗憾了。
最初愿意参加《吐槽大会》第3季，一部分原因也是出于对节目形态的认可——2016年底，呼兰在网上看了第1季《吐槽大会》。那时，他还不是脱口秀演员，心想，娱乐圈的人都是不能说、不能碰的，但在这个节目里，“他们就坐在那儿，让人这么褒贬，充满新奇”。
人与人之间可以平等、真诚地表达看法，是多美妙的一件事啊。《吐槽大会》第4季，他吐槽大张伟，同样真情实感。他是大张伟的歌迷，他想表达的，也是他一直苦恼的——“大老师我喜欢当年的你，怎么现在开始创作『听贝多芬送果盘』这种东西了”。
到了第5季，他在最新一期节目中呼兰脱口秀大会，带着一贯的幽默，讲出——“我们现在给嘉宾写稿，那不叫写稿，那叫赋能；段子讲出来没人笑，那不叫不好笑，那叫延迟满足；门卫大爷掉头发，那叫掉头发吗？那叫去中心化。”许知远在备战间点评：“他写得挺有意思。”
这些不是“直给的搞笑”，需要一定知识门槛才能领悟，“观众get后又能产生心理上的优越感”。这是呼兰喜欢的，更高级的、带着个人特色的表达。
属于他的公园
走上脱口秀这一行，纯属偶然。2017年一个普通的周末，一个创业公司的CTO去外地旅游，回上海时天色尚早，他想给晚上找些事做，刷手机看到了一场脱口秀演出——演出的那些人，对他来说是遥远的电视明星，而票价又挺便宜。那天票已销售一空，这更激起了他的好奇。他抢到了下个周六的票，“去了一看，觉得还挺好玩。”
后来，他又去看开放麦。有一次，主持人问，“谁想上来讲？可以交稿。”这个CTO加了主持人微信，报了名。过了段时间，他把稿子交给主持人，说需要做些心理建设，想拖一周再去，主持人稿子都没看，就说“你这周就上吧”。——那是脱口秀在中国刚刚起步的年代，“实在是缺人”。上了一次、两次，他发现“讲脱口秀这件事也不难”，就这样，走上了脱口秀的路。他给自己起了个艺名呼兰脱口秀大会|呼兰，100度烧开的吐槽该是什么样？，呼兰。那是他家乡的名字。
如今的呼兰，不再是那个被人们笑话喘气的“加菲猫”。他是《脱口秀大会》第3季的季军，是《吐槽大会》第5季中，他的队伍所仰赖的主力选手。和大部分凭借《吐槽大会》和《脱口秀大会》获得声名的脱口秀演员一样，这几年，呼兰获得了流量，获得了代言，获得了名和利，也出了圈，尽管他不那么喜欢“出圈”这个说法。
有什么东西是贯穿始终的？
——每一次创作时依然焦虑。
《吐槽大会》第5季首场比赛前夜，彩排结束。呼兰想，“我天啊，太差了，这稿子也太不好了”。——不像文学创作，一个稿子好不好，是否准确传达想法，梗好不好笑，脱口秀演员在落笔那刻就能知道。有一次，呼兰在飞机上写了3个段子，大约几百字，飞机落地等行李时，他想着想着都能笑出来。
但那天的稿子没给他这样的感受。他焦虑又沮丧——为了参加这次《吐槽大会》，他推掉了几乎所有能推的活动。这是个难得的表达机会，他的演出，可能会在网络上被播放数千万次，让数千万人听见。对一个重视表达的人而言，他知道，“在这样体量的节目中，如果没写出好东西，白白错失机会，最让人后悔。”
走出演播厅，他打了辆车，让师傅送他到襄阳公园。很快，他找到了那棵熟悉的梧桐树吐槽大会，坐到了树下的长椅上。
这是呼兰去年夏天发现的“秘密之地”，他喜欢在这创作，每回来吐槽大会，都坐固定位置，通常再带上几罐红牛，一瓶矿泉水。天热的时候，他还会带上驱蚊水。
到公园已经10点多了。正值1月的上海，冬雨淅淅沥沥地下，天气的湿冷不同于他北方的家乡。呼兰穿着一件带帽的羽绒服，他竖起帽子，打开手机，开启飞行模式，噼里啪啦地改起了稿。
他习惯于一个人创作。过去，专心创作的方法，是关掉朋友圈，关掉所有App的消息提示。公园是个好地方，没人认识这个在互联网世界获得诸多流量的脱口秀演员。他只需要专注写作，沉浸其中，最初他不断输入文字，又一次次按下删除键，但是神奇的是，“写着写着，大脑进入非常高效的状态。”段子一个一个飘入脑袋，思路越想越深，“忘记时间，忘记所有事情，享受灵感流淌的过程，是很美好的”。
那一天，如果不是雨越下越大，雨滴拍打在羽绒服上的声音越来越响，他不会在凌晨1点就离开公园。离开的时候，他发现羽绒服已经全湿透了，但依然觉得“过瘾”。破碎的稿子逐渐成型。
“你的目标是创作出让自己满意、能有所表达的东西，每一次面对的困境都一样，就是写不出来”，而每一次，呼兰都要来到公园里，“开始写一写，写一写，写一写”。
园门内一条南北向的大道，两侧是高大虬劲的悬铃木，夏天的时候浓荫蔽日，冬天的时候，则是枯枝残叶的寂静。来到公园，意味着用持续的行动克服焦虑，抵达内心的平静。那些关于“掌控与表达”的野望，呼兰朴素地相信，只有勤奋和务实可以帮助他实现。
庞博说，在开放麦，最常见到的是呼兰。另一位选手说，一次自己去听了两场开放麦，两场都有呼兰，第一场演完了，他不吃饭，马上去改稿，“然后弄弄弄，下面那个（开放麦）又继续演。就继续改，改了继续试。”
“不被某样事物绝对地占据”
程序员时期的呼兰，是没有时间去公园的，也没心情去。他想的是，“我那个功能没做完呢”“我有新版本要上线”。他匆匆忙忙地出现在互联网大会，和人交换个名片，看看以后有没有合作机会。生活几乎没有缝隙。他随时背着包，坐地铁背着，和朋友出去玩背着，因为产品一旦出现技术问题，他需要立马解决。有一次，他直接把电脑放在路边的垃圾桶上修服务器。
更重的枷锁不是体力上的劳累，而是精神上“被某样事物绝对占据”——“财富自由”。中间一两年，公司发展良好，他满心扑在工作，上市目标似乎并不遥远，20多岁的呼兰“还是会被这些东西冲击”。平时聚会上，大家谈论的都是市值、估值，还有一次，一个同事想要离职，呼兰去劝他，“哎呀，你努努力，咱们过几年就财富自由啦”。
回家后，他突然觉得自己“面目可憎”。“人怎么能只为这一个目标活着？”他觉得不对，生活里好像不应该只有这一个东西。
做脱口秀后，他身上依然有过去的影子——那个哥伦比亚精算系的高材生，那个创业公司的首席技术官，精英和学霸的形象深入人心。好斗，想赢，自信，每一次都拼尽全力，不让自己失望。《脱口秀大会》第2季，呼兰在镜头前坦率地说，“我的目标就是来拿冠军”。他身上有种执拗的认真——他告诉我，和他一起工作的人很可怜，他会用严格的要求对待自己，也对待身边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事情做不好了，我也会发脾气”。
这是过往在他身上留下的烙印。
他称之为“运动员遗产”。小时候，他练了七八年的乒乓，胜负充满了他的幼年。一次去市里打一场一年一度的比赛，一共有256个小学生参赛，打到前8名能获得一份荣誉证书。呼兰打了整整4天，进入前16，到第五天，16进8的时候，他以微弱的分差输给了另一个小孩。那天走回家的路上，少年呼兰脑子一片空白，觉得“整个世界都是空荡荡的”。
已过而立的呼兰清楚记得当时的感受：“这对一个小孩的精神打击特别大，没接受过这么惨烈的输。”那次比赛结束后，他依然每天训练，“想的就是要赢下这个比赛”。第二年，他如愿打进了8强，拿到了那张荣誉证书。
但现在和过去的差别是，他不用再被某样事物长久地占据，像一个在沙漠中行走的苦行僧。看不到尽头。
如今，作为一名全职脱口秀演员，生活并非线性地向前展开。生活被录制和比赛切分成一个个节点，录节目时，他可以毫无保留地投入精力，不录节目的时间，则全然属于他自己，看书、休息、玩游戏，享受过去不曾拥有的自由。“当时能等到的节点，就是公司上市去敲钟，此前你要不变速地持续奔跑。”
他终于有时间、有心情来公园了。写稿间隙的抬头，他会观察树木的变化，观察公园里的来往行人。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有人锻炼，有人下棋，也有谈恋爱的情侣，最有意思的是，午饭过后，常常有职员陪着领导散步，或者陪着骑自行车，看上去来自体系森严的公司。
“因为创作，我把我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人和人的生活上。”形形色色的行人，欲望挂在脸上。大爷大妈的神情是最放松的，职员挺不容易，人家骑在前面，他要紧跟着，但又不能超过人家，还得点头哈腰跟人家聊天。
这些都是呼兰在做脱口秀后感到快乐的微小时刻。在生活中，呼兰是一个体验派。做不同的事，认识不同的人。他从不排斥做直播，接商务，从每一件事情中，都能体验到新的乐趣。但他也承认，对一件事物的兴趣有时无法长久——当有一天，他的文笔总能追赶上他的想法了，他可能就不会再做脱口秀；往小了说，《吐槽大会》如果不创新，他可能已经失去了兴趣。
刚听说《吐槽大会》要变成比赛形式时，呼兰的心情是矛盾的——他向来知道比赛能让节目更好看，但他也知道比赛带来的巨大压力。然而，随着比赛进行，呼兰发现自己挺喜欢这种玩法，节目把所有人分成三组，进行团队战，这样一来，节目有了连续的故事情节，队友也会在一起相处，聊天，讨论战术，有着共同的目标，因此参与感也会更强，快乐也是延续的。
他似乎也感受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那些在胜负之外的东西。
——最明显的是，他的团队荣誉感被激发了出来。他在黑板前认真地计算着分数，发挥着学数学的优势。为了让队伍的补刀有更好的效果，他开始用力说起Rap，上台前紧张地练习，上台后，尽管没有一句话卡在节奏上，但能看得出他的尽力。最新一期节目的1v1v1，他赢下1/3的比分，率先让团队进入下一赛段，他下场走到自己的队伍旁，所有团员拥抱在了一起，庆祝，欢呼。
▲ 呼兰Rap“补刀”。图 / 《吐槽大会》截图
——在一个连续的赛制中，他觉得自己可以根据不同人的风格，调整自己的表达，拥有了更大的表达空间。面对知识分子许知远、易立竞，呼兰也试着用“文人吵架”的方式去吐槽他们。他对许知远说，“许老师，我是看着你书长大的，但你可能忘了，你之前一直提的那句话：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表达的那一刻，他觉得过瘾。
——在《吐槽大会》中，呼兰觉得自己好像身处一个更大的、更五光十色的“公园”。公园里依然是形形色色的人，有流量明星、运动员、编剧、相声演员、网红、知识分子、记者。每个人的欲望依然挂在脸上，有自己的骄傲，也有自己的“禁忌”。他对人和事的复杂性，有了更深的理解。那些很理性的人，可能也有偏狭的一面。那些看起来肤浅的人，可能并不是就没有文化。
有时候，过去的朋友——那些娱乐圈外的人，会羡慕他“出名了”，他觉得，“我只是看到了更多光怪陆离的东西。”哪一天不舒服了，就躲回公园的那棵树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