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口秀大会程序员段子：笑就是生活的解药，密集变化背后的残酷性
思文：无招胜有招
思文
思文以前没有喜欢过脱口秀，现在反而有一点喜欢。不喜欢是因为需要自我证明，喜欢则很大程度是因为最痛苦的自证过程已经完成了。第二季《脱口秀大会》，她排名第三，也是唯一一位进入前三的女脱口秀演员。
这个过程来得有点儿久，也有些艰辛，被很多媒体反复书写。最初她只是深圳某国企的一名普通职员，通过豆瓣同城活动偶然观看了一场脱口秀表演，在互动环节表现出色，和主持人程璐相识、相爱。程璐被笑果文化挖到上海，思文以“程璐老婆”的身份被一同签约。此前脱口秀大会程序员段子：笑就是生活的解药，密集变化背后的残酷性，她的公开演出不到五场。
到上海后，她经历了人生中从来没有遭遇过的挫败感，一度有过做瑜伽老师的想法。线下的开放麦表演，“你一开始不会知道那种紧张是可以通过训练克服的。就是硬着头皮一场一场的讲，感觉自己很差，然后就会哭，哭完之后就第二天继续干”。给《吐槽大会》的明星做编剧，“苦成渣了，我靠。你不但要写，还要根据甲方要求去改，忍受屈辱，每天熬夜，去公司都灰头土脸的”。
她形容那段时间像在一段看不见光亮也不知道长短的隧道里摸黑。每天通过网购消解痛苦，试图满足虚荣心和物欲，但又很快意识到挥霍的虚无。“很多新人都有这种挺绝望的感觉。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练好，也不知道能不能练好，自己有没有这个天分。这还是唯一的生路。”
转折点是 2015 年第一届全国脱口秀演员大赛，思文获得第四名，笑果文化旗下排名在她前面的只有池子。接着是 2017 年第一季《脱口秀大会》的季军头衔，以及那个被广为传播的关于夫妻是“上下铺兄弟”的段子。
很多时候，这都像一种被动式的打怪升级。被推着进入某一关，凭能力和毅力闯过才能进入下一关。思文有过类似训练，在偶然开始脱口秀前的二十多年人生里，她形容自己是个循规蹈矩的好学生。由于母亲常年在广州做生意，思文跟着姥姥长大，擅于察言观色，从好成绩中获得自我肯定。这种稳中求胜的做事习惯在《脱口秀大赛》第二季也发挥了作用：所有人都为残酷开放麦的激烈程度烦恼，而思文是做足课前准备的那个，提前交了七篇稿，节目中间只写过一篇。
女性身份最初也是种优势。《脱口秀大会》第一季时脱口秀大会程序员段子：笑就是生活的解药，密集变化背后的残酷性，叶烽根据思文的表现建议多用女性的角度，形成自己的风格，女性可以讲更多男性不能讲的话题。 “女性作为一个男女关系中相对弱势的一方，从一个高点去调戏本来的强者，它其实有一种加成的效果。”而意图决定了质量，比如以女权为标签的美国脱口秀女演员 Ali Wong 就不是思文会赞赏的风格。“很多时候大家对她的关注来自于所谓的‘猛’，那种东西我觉得其实只是一种捷径”。
但获得如今的关注和名气后，求稳的性格和女性身份反而成为思文想要保持距离的标签。人们归纳她的段子近似议论文，有观点、有论述、有逻辑，适合在电视前观看。另一些人则认为她的风格可以被归纳为独立女性、新女性。这些名词成为媒体采访时最常被提及的问题。
“我现在反而觉得无招胜有招，真心想表达比什么都重要。”思文说。《脱口秀大会》第二季第一期关于父母离婚的段子就是如此。“段子文本本身非常一般，但讲得效果还可以，因为我真的想讲，这也会体现在讲的方式里”。
从第一季到第二季的两年里，思文经历了不少需要慢慢消化的事。肾结石引起的持续高烧、发炎和手术。姥姥去世，父亲去世。
生死问题让思文把工作看得淡了。她原来看《宝岛一村》没有任何感觉，不久前再看，哭得稀里哗啦，感到自己突然懂得了人生的变化和沧桑。“过年我也不知道去哪儿，真的不知道去哪儿，然后有个朋友就说，你过年可以来我家，我就在那儿开始哭。跟这些东西比工作什么的真的不重要。”
父亲是在第二季录制前夕去世的。这让思文有些抗拒参赛，但工作的责任感又让她感到不能自我颓废，她已经能把姥姥的幽默编在段子里。实际上，讲段子本身并未消解痛苦，但站在舞台上分享快乐的行为的确带来了一些自由。
如今的思文有了女明星的气势。梁海源评价说，在《脱口秀大会》第二季的舞台上，只有她一个人走出来时是从容的。她自己则将其归结于一种状态的调试：从享受线下表演的放松，到享受线上的征服感，这也包括放下各种标签。“你会有代表女性发声的压力，包括节目组也会这样要求你。我觉得现在女生多了，我可以第一个放下这个包袱。”
采访结束。思文脱下白色礼服裙，换上墨镜，独自在酒店前台拉出两个 28 寸的旅行箱。此刻她既不是艺人，也不是女性脱口秀演员，只是思文。
呼兰：战斗上瘾
呼兰
参加全市乒乓球比赛 共256 个人。8 岁的呼兰打了整整三天，打到 16 进 8，在决胜局以 2 分输给了另一个小孩。
第二年去雪耻，对方已经进了初中，他又输给另一个小孩。体育很残酷，他用六年时间学会了输球不摔拍子、不找借口、不哭。
这是 30 岁的呼兰在《脱口秀大会》第二季第八期讲的段子。“我甚至不是爱脱口秀，我是爱比赛、爱战斗。”虽然是直白讲输赢，但这个出生于哈尔滨市呼兰区的东北人与来自新疆克拉玛依的 21 岁卡姆不同，理性的作用大过多巴胺。不同于卡姆的滔滔不绝，呼兰对听过的问题总会沉吟片刻才作答。轮到其他人采访，他就坐在一旁听着，侧着头思考。
呼兰觉得比赛的残酷是个好事。它改变了脱口秀的性质，让后者不再那么放松散漫，激发出参与者情绪上的东西，把所有人拽出自己的套路，“把人生很原汁原味地展现出来”。
这也是他一直习惯的方式：将一切排满，倒逼自己不断地运作。节目里展示的那张个人时刻表从早 7 点排到晚12 点，精确到半小时。旺盛的精力被切分到一个个格子里，让他呈现出一种高效带来的从容，而人们也爱用“哥伦比亚大学学霸”的标签去论证这种高效。
采访这天，呼兰自己坐一个多小时地铁从上海市区赶到滴水湖，路上读完了日本漫画大师今敏的《Opus》上册，下册留给返程。前一天，他刚从澳大利亚巡演回来，但已报名了下周周中的开放麦表演。
过去，呼兰的脑子里装的都是些竞技类的烧脑爱好，两年前，这些爱好被脱口秀取代。那是 2017 年 6 月，在山羊Goat。外面是个酒吧，舞台边上围着一圈桌子，观众离得很近，有种唠嗑的氛围。呼兰在那里做过听众，听得开心；以演员的身份第一次登台，说了个关于东北人喝酒的段子，讲得也开心。
接下来的半年，讲段子变成一个持续且唯一的爱好。又过了一年，他以兼职演员的身份签约笑果文化，白天在教育创业公司做CTO，晚上和周末写段子说段子。上一场开放麦表演的段子，他托朋友或场地的人帮忙录下来，赶去另一场的路上就拿出来看，记下观众哪里笑哪里不笑，哪里笑声大哪里笑声小，马上作调整。
笑果文化CEO贺晓曦对媒体说起呼兰的勤勉：“一周要练三四次，骑着摩拜就过来了，拿个电脑咔咔一讲，讲完又回去编程，可能编完程十一二点了，还过来跟我们喝酒，喝到三四点，早上再去公司开晨会。”
在呼兰这里，这叫上瘾。“我即使没签约也会持续，没事报名就讲。没办法，这东西是上瘾。”没转为专业演员的原因很简单。“我不是能坐在那儿安安心心地把一个事情搞下来的人，我需要同时做很多事情。”
即使精力如此旺盛的人，在竞争激烈的第二季中也崩溃过一次。第三期的主题原本不是人设，后来临时修改，呼兰新写的一篇稿子就没选上。一些人把旧稿子拿来，跑偏的主题拿几句话扣回来，反而选上了。呼兰有点儿难受，对着摄像机做了个每期都参加残酷开放麦、每期写新稿子的承诺。下来之后和李诞、王建国喝酒，两人开解说，这个事情你扣题当然是对的，但你要牛逼的话，就可以把扣题的东西写得更好笑。呼兰想想，也对脱口秀大会程序员段子，重写其实更合适，因为情感在那里。这是不是你最热乎的感情，观众一下就能感觉得出来。
第五期爆梗的那个讲母亲炒股的“金融女魔头”的段子就是这样倒逼来的。那天他录制了两场节目，隔天要参加第六期读稿会。然后是两期残酷开放麦，再连着第七期读稿会。于谦在节目上问他是不是刻意放慢了速度，“其实是累了”。第八期讲体育竞技输赢的段子，他自己最喜欢，也是熬夜写来的，就花了几小时。
灵感总有枯竭的时候。呼兰的方法是硬着头皮写，一场不落地参加开放麦，类似高考不交白卷。比赛结束后也是这样。他报名了采访后一周的两场开放麦，他知道自己不能离开舞台太久。“我觉得一年前的储备都用光了。你就是写，其他事情都是扯。你失败了也好，或者讲冷场了也好，别人会说没事你水平挺高的，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没用。你再讲好一次，就什么都有了。”
这不意味着牺牲底线。“我在台上把鞋脱了抽自己耳光，大家肯定开心，但这不是我们要的，这个东西没有意义，”呼兰套用那个关于电影的段子说自己的追求：你来听脱口秀，听的不只是十五分钟或者半小时的段子，而是我之前看过的每一本书、喝过的每一杯咖啡、去过的每个地方。
除了第三期的那次小崩溃，另一个与呼兰联系在一起的争议点发生在第四期。嘉宾郑钧喜欢呼兰，觉得他语速快，信息密度大。于谦则持反对意见。
这件事对呼兰是另一种启发。对，两者的信息密度是不同，相声可能 40 分钟抖 10 个梗，脱口秀 5 分钟就能抖10 个。门槛也不一样：一个更精英化，有一套拜师学艺的流程；另一个上台容易，大浪淘沙。但两者其实殊途同归：逗人笑。也不用迷信谁，“你get不到笑点，那就是不好笑，别怀疑自己，去看一些好笑的就行了。”
这就是舞台的魅力所在，也是呼兰的追求，他没有完美强迫症。比起某种固定的风格，更希望不失水准，质量如一。好比在一支篮球队里，他想做那个每场都能得 20 分的人，而不是那个上一场能拿 50 分而下一场却毫无贡献的人。
就像开头那个关于乒乓球的段子里说的那样：做一名爱战斗、有风度的选手。
庞博： 残酷的和纯粹的
庞博
庞博作为一位脱口秀演员的成熟速度至少可以用两种维度衡量。
一种是时间。2016 年 10 月 19 日他第一次登上开放麦舞台，此后的一年里参加的开放麦表演差不多有 40 次。
2017 年 11 月，他获得《脱口秀大会》第一季冠军。2018年 3 月辞去程序员的工作，转行成为专业脱口秀演员。前后算起，不到两年。
另一种是段子的内容和深度。2017 年 5 月，庞博第一次带着史炎校友、交大毕业生的标签登台《今晚 80 后脱口秀》，吐槽方言在脱口秀表演中的优势、直男和女朋友相处的烦恼，有种新手的生涩。第一季《脱口秀大会》期间脱口秀大会程序员段子，有了解读程序员工作的代表性段子，“我是个卖肉夹馍的摊位，正常用户会说给我一个肉夹馍，来两万个肉夹馍就叫内存过载脱口秀大会程序员段子，来 1.356 个肉夹馍就叫处理精度不足。” 到刚刚结束的第二季，广为传播的段子新增了健美操和动物园 996。尤其是前者。几乎所有人都会记得这个自述“听话，老实，从来不愿意辜负别人的期望”的河北男孩，如何在舞台上撕开外衣、露出健美操服，尽情享受舞台，带着种王者归来的干劲。
但少有人看到这种密集变化背后的残酷性。
《脱口秀大会》第二季大半年的录制将这种残酷性成倍放大。一位专业脱口秀演员从创作、表演到接受观众反馈，可能需要两三年，而综艺将其压缩到了三个月之内。和思文一样，他把自己职业生涯的进程形容为打怪升级，一个个新机会和新刺激推着人前进。但更多人没能被看见。比起第一季的混论、试探和迥异风格，第二季选手的专业性更强，但规则设置令不确定性更高。
开放麦的气氛极其压抑，三十多个人里只有七人入选。熬夜写稿到早上九十点钟，不睡觉只为争取一个机会的人不少。落选的有的哭，有的沉默。有人连续五次开放麦没有通过，中途放弃；有人每次都从深圳专程赶到上海，落选后再回去。一些几次与入选机会擦肩而过的选手被剪辑进了片段，但这些素材因种种原因最终未能公开。
庞博不太享受比赛，但这种残酷性令他开始审视脱口秀的本质，以及想成为一个怎样的脱口秀演员。节目进行到中途，他对自己的判断变得模糊，一方面是因为声音太多，另一方面是节奏太快。
下意识地去向不同人求助，得到的不同声音反而加剧了混乱。
“获得名气之后，会影响你写段子以及表演时的心态吗？”
“我最近反思其实还是有，但这样不太好，不应该。现在有点儿太在意别人的看法。这也是第二季节目对我的改变。其实脱口秀这个东西你要极度自信的。你如果不是极度自信，你上去讲什么？你就一个人，没人逼你上去。”
名气也带来了需要适应的新身份。比起脱口秀演员，庞博现在更像一个艺人。8 月底比赛结束，他录完了另一个综艺节目，接了两个商业活动，一轮媒体采访，又开始准备新综艺。小剧场表演的次数有所减少。一次参加新楼盘开盘活动，前排坐着老板、政府部门领导和业主。虽然报酬丰厚，但没人认真听段子，段子像个锦上添花的摆设。
庞博演得不爽。但他懂得成为一个艺人的必要性。“我们只能慢慢地告诉更多人什么是脱口秀。你不是一个画家，可以把自己关起来。演员需要跟观众在一起，你就是需要更多的观众。”
那么什么是脱口秀？答案也很简单。
一种具有挑战性的公平——“哪怕是完全没有观众认识，你上台演得特别好，观众还是会给你很高的评价。
哪怕你是特别有名的人，你这次没演好，观众还是不理你。因为笑就是特自然的反应。”
这是一种相当纯粹的快乐。接触脱口秀三年，庞博也在反思路径依赖的问题，试图寻找某种质变。从开放麦到专场，从 15 分钟讲到半小时，从 20 个观众到 200 个观众。这是国内脱口秀演员目前的传统路径。黄子华可以是质变的标准之一，他站在舞台中央，有 5000个人高喊着他的名字，还没开口就引来全场雷鸣般持续的鼓掌。
像《脱口秀大会》这样的综艺可能是突破线下局限的路径之一。不像《乐队的夏天》，它并不存在“小众文化与大众传媒”的议题之争。至少在庞博看来，脱口秀不是小众文化，因为笑并不给任何人设定门槛。
更高的要求是对演员本身而言的——如何克服疲态，持续给观众创造新东西。采访一周后，庞博就要和呼兰做一场学霸双拼脱口秀。俩人啥都没开始写，特难受，因为没有新东西可说。庞博觉得这和是否转为专业脱口秀演员没关系，因为“你一直在生活”。但他又反思最近注意力过多集中于自己，“这个事不好”。不够好的还有那个被广为称赞的动物园段子，“结构都是平行的”。
理想的状态中，一个称职的脱口秀演员要不断成长。20 岁时是周杰伦，40 岁时是李宗盛。会失去一些喜欢程序员的观众，得到一些喜欢动物园的观众。
这些思考都呈现在《脱口秀大会》第九期的那个段子里。
录制这一期时的庞博显得很放松。排名不再重要。他说起一个观众不久前的微博私信，讲自己的哥哥是植物人，但看喜剧会发笑。第一喜欢郭德纲，第二喜欢庞博。庞博编了个自己觉得有点儿过分的段子，“他笑起来应该像花一样吧”。对方报之以默契：很好笑，没有觉得特别冒犯。
笑就是生活的解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