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出玉门更新时间：“春风不渡玉门关”，“西出阳关无
春风不渡玉门关的玉门关是不是现在
唐代的玉门关究竟在哪里？学术界见仁见智，言人人殊，至今尚未取得一致看法。一《元和郡县图志》卷40“沙州寿昌县”条载：“玉门故关，在县西北一百一十七里。谓之北道，西趋车师前庭及疏勒。 此西域之门户也。”唐沙州寿昌县故城，即今甘肃省敦煌市南湖乡南湖破城1（131—134页）。此处所云玉门故关显然是指汉代始置的玉门关，约位于今敦煌市西北90公里处的小方盘城一带或其以西。同书“瓜州晋昌县”条又记：“玉门关，在县东二十步。 ”显然此玉门关与“玉门故关”不同，当为唐代的玉门关。笔者曾考得，晋昌县（瓜州州治）故址为今甘肃省安西县桥子乡南约8公里的锁阳城2。对于这条记载，学者们曾多有异议，…全部
唐代的玉门关究竟在哪里？学术界见仁见智，言人人殊，至今尚未取得一致看法。一《元和郡县图志》卷40“沙州寿昌县”条载：“玉门故关，在县西北一百一十七里。谓之北道，西趋车师前庭及疏勒。
此西域之门户也。”唐沙州寿昌县故城，即今甘肃省敦煌市南湖乡南湖破城1（131—134页）。此处所云玉门故关显然是指汉代始置的玉门关，约位于今敦煌市西北90公里处的小方盘城一带或其以西。同书“瓜州晋昌县”条又记：“玉门关，在县东二十步。
”显然此玉门关与“玉门故关”不同，当为唐代的玉门关。笔者曾考得，晋昌县（瓜州州治）故址为今甘肃省安西县桥子乡南约8公里的锁阳城2。对于这条记载，学者们曾多有异议，大多认为玉门关不可能距晋昌县城（瓜州城）如此之近。
清人张驹贤对该书的《考证》曰，“二十步”，恐误，王琦引作“二十里”。事实上对照唐代有关典籍，“二十里”之说亦不确切。锁阳城、双塔堡位置示意图 对于唐玉门关具体位置的指认，笔者所见较早的为晚清时期的陶保廉。
该氏所著《辛卯侍行记》卷5记：辛卯年（1891年）十一月初九日出布隆吉尔堡（今甘肃省安西县布隆吉镇）西行，涉布隆吉水，经潘家庄北、月牙湖墩，又“十四里过窟窿河，唐时玉门关迁此。西即双塔堡，疑即唐瓜州晋昌县故址也。
”窟窿河即今源于布隆吉镇兔葫芦村南、注入疏勒河的兔葫芦河。陶氏将唐玉门关定在双塔堡西、兔葫芦河东。前已云及唐瓜州晋昌县故址为锁阳城，而非双塔堡。1942—1943年间向达、夏鼐先生率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来河西从事考古调查。
其后向达先生发表《两关杂考—瓜沙谈往之二》一文3，认为六朝以迄隋唐的玉门关，当在唐瓜州晋昌县北，“唯今双塔堡乱山子一带仅余古烽墩二，其他遗迹悉化烟云，关址所在，疑莫能决也”。阎文儒先生亦参加了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工作，据实地踏查和有关文献记载亦认为唐玉门关在双塔堡附近4。
严耕望先生《唐代交通图考》则认为，唐初玉门关在瓜州（锁阳城）西北50里之瓠芦河上（此点与向达等先生的看法近似），但后来迁至瓜州城近处（该书卷二之436—440页）。近年李正宇先生撰文，又提出了不同观点，认为唐玉门关（新玉门关）为今安西县桥子乡西北15公里马圈村西的一所小城（），小城西南30米处另有一座大城（米），为唐之晋昌县城5。
笔者从事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的研究，近年来曾在这一带多次勘察，并反复检索考证有关文献资料，现就唐玉门关的位置及其有关问题提出一些新的看法，以就教于学界。二唐玉门关究竟应该在哪里？1。
唐玉门关应位于瓠（瓜卢）河（今疏勒河）南岸唐慧立、彦棕《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第一记，玄奘法师西行求经于贞观三年（629年）九、十月间抵达瓜州晋昌城，在当地询问西行路程，“或有报云：从此北行五十余里有瓠（瓜卢）河，下广上狭，回波甚急，深不可渡。
上置玉门关，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关外西北又有五烽西出玉门更新时间，候望者居之，各相去百里，中无水草。五烽之外即莫贺延碛，伊吾国境”。玄奘遂在瓜州找了一位胡人向导，“于是装束，与少胡夜发。三更许到河，遥见玉门关。
去关上流十里许，两岸可阔丈余，傍有梧桐树丛。胡人乃斩木为桥，布草填沙，驱马而过”。所记瓠（瓜卢）河，依其水流情势以及行程路径来看，笔者考得应为今疏勒河干流2。英国学者斯坦因亦曾撰文认为，《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这段记载，“不难拿我们测量的地势来证明，瓠（瓜卢）河只能是疏勒河。
”6（26页）既然如此，唐玉门关无疑应位于今疏勒河干流南岸，并处在“下广上狭，回波甚急，深不可渡”的峡谷地段。流长约580公里的疏勒河自祁连山出山后，其峡谷段惟有切穿乱山子东端长约五、六公里，即流经双塔堡北侧的这段，除此而外该河其余河段均在平荡如砥的走廊平原上流淌，并无峡谷。
又《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瓜州城北50多里为玉门关所在的瓠（瓜卢）河，而今天实测距离疏勒河位于锁阳城以北34公里，约合唐里61里（唐里约为今540—560米），较上云50余里略远。因50余里系“或有报云”的估略之数，当然不可能很精确，但亦与疏勒河与锁阳城之间的距离近之。
又玄奘一行因是策马而往，更兼赶路心切西出玉门更新时间，因而可以“夜发，三更许到河”。笔者考察中见，自锁阳城向北略偏东沿疏勒河洪积冲积扇扇缘，经兔葫芦村直达双塔堡有一条宽约3—6米、较今地面低1—1。4米许的古道，今天仍断续相连，尤以兔葫芦遗址沙丘北部草滩、青山子胡杨林至吴家沙窝（长约14公里）等路段保存较好，部分路段今仍作为乡间道路使用。
该道穿越扇缘泉水出露带的地段为防止湿陷翻浆，路基用芦苇、柽柳等物夹砂土垫压。当地乡亲们管此路唤作唐道，说“这是唐家手里老先人走过的路”。据该道陷入现代地面以下的深度知其年代已很古老。这一故道当为连接唐瓜州城与玉门关的主道。
由上可见双塔堡一带确应为唐玉门关的所在，陶保廉、向达、阎文儒等人的看法是可取的。 2。唐玉门关应置于遍设烽燧的山嶂间唐代诗人王昌龄《从军行》之七：“玉门山障几千重，山南山北总是烽。
人依远戍须看火，马踏深山不见踪。”描写了唐玉门关地形的险要和军事地位的举足轻重。诗人所描述的唐玉门关所在的山嶂，正与今乱山子（截山子东端）一带相仿。截山子为祁连山脉北麓块断隆起的一条剥蚀残山，平地拔起，山体相对高度不足200米，宽约4—8公里，东起双塔堡，向西南方向延伸，并与敦煌南境的著名的三危山—鸣沙山一脉相接，全长约200公里，西至于党河口。
据上引《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唐玉门关位于瓠（瓜卢）河的峡谷段，即今乱山子之处，玉门关设在这里，南北两面皆山，关在山峦间，形势险要，这又恰可与王昌龄诗作的描绘相合。阎文儒先生《河西考古杂记》写道，当年他们于实地所见，双塔堡北的疏勒河，河北为北山，远望有大烽燧二，一在河岸，一在山上；河南岸亦有烽燧。
据近年安西县博物馆实测，双塔堡四周山顶、路口、河口等要隘处，仍存古烽燧12座，这恰恰应了“山南山北总是烽”之句意。位于疏勒河北岸的烽燧有高皇庙烽（双塔堡东北4公里）、二个墩子（双塔堡东北7。3公里）、双塔北烽（双塔水库大坝北略偏西1。
5公里）、西大墩（双塔水库大坝西北1公里）、总干渠分水口北部烽（双塔水库西略偏北4公里，疑为唐苜蓿烽）；疏勒河南岸的烽燧有月牙墩（双塔堡东7公里）、乱山子七烽（均位于双塔堡西南数公里的乱山子上）等。
2000年8月5日，刚刚出席完于敦煌莫高窟举行的纪念莫高窟藏经洞发现暨敦煌学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后，笔者与陈国灿、李正宇、张侬、杨森以及安西县文物旅游局和博物馆的李宏伟、李春元诸位先生一道，再次来到双塔堡一带实地考察。
所见双塔北烽坐落在双塔水库北岸的一座剥蚀残丘上，残丘相对高度约50余米，烽体呈覆斗形（正四棱台体），下部夯筑，上部土坯砌成，残高3。5米。烽燧周围曾发现残陶片、五殊币、铜箭头等汉唐时代遗物。
安西县博物馆将该烽编号为A54号烽。西大墩位于双塔北烽南略偏西约800米处的靠近疏勒河北岸的路口上，烽体亦作覆斗形，夯筑，底部每边长约6。3米，残高3米许。总干渠分水口北部烽，位于疏勒河北岸的一座风蚀土台上，台高约1米，烽燧周围约2—3平方公里范围内皆为风蚀地貌。
此烽以北2公里处国道公路312线穿过，其里程碑标注3187公里；烽南500余米靠近河岸处为一带平坦的草地，苜蓿、冰草、芨芨等草类杂生。烽台外侧夯土构筑，内部夹筑土坯，亦呈覆斗形，底部边长6米许，残高约6。
5米。烽体留存先后两次补修的痕迹，今西侧倒坍，地面见坍落的芨芨草屋顶以及零散的灰陶片、红陶片、小铜环残件等物。烽燧周围环筑围墙，其长、宽各约19米，塌圮殆尽，基部坍宽约4—5米，这里昔日恐兼作驿站。
该烽即阎文儒先生所指的在河岸的大烽燧。唐边塞诗人岑参《题苜蓿烽寄家人》诗：“苜蓿烽边逢立春，胡芦河上泪沾巾。”岑参曾于天宝八载（749年）随高仙芝赴安西，途经瓜州一带。诗中所吟胡芦河应即瓠（瓜卢）河，今疏勒河，则苜蓿烽很可能即此大烽燧。
上述这些烽燧皆处要隘，居险扼守，它们又与从双塔堡向四周衍射出去的烽燧线相连。双塔堡北部沿疏勒河岸有东西向烽线延伸，双塔堡西北至哈密有沿唐莫贺延碛道烽线延展，双塔堡向南又有烽线伸向锁阳城址。双塔堡一地虽属弹丸，但却为几路古代烽线的辐辏之区。
该地又夹山带河，古道绵延，无疑为当年十分重要的军防警讯之域，玉门关设于这里，恰当其位。3。唐玉门关外西北应有沿线烽燧上引《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云，玉门关外“西北又有五烽，候望者居之，各相去百里，中无水草。
五烽之外即莫贺延碛，伊吾国境”。这五烽即是连接瓜州与伊州之间的莫贺延碛道的沿线烽燧。莫贺延碛道在敦煌文书中又称作“第五道”。《沙州都督府图经》（P。2005）：“新井驿、广显驿、乌山驿，已上驿瓜州捉。
右在州东北二百廿七里二百步，瓜州常乐县界。同前奉敕移置，遣沙州百姓越界供，奉如意元[年]（692年）四月三日敕，移就（矛肖）竿道行；至证圣元年（695年）正月十四日敕，为沙州遭贼少草，运转极难，（矛肖）竿道停，改于第五道来往。
又奉今年二月廿七日敕，第五道中总置十驿，拟供客使等食，付王孝杰并瓜州、沙州审更检问，令瓜州捉三驿，沙州捉四驿。”沙州所捉四驿为双泉驿、第五驿、冷泉驿、胡桐驿。据笔者以往的实地考察，唐代驿址侧旁往往置有烽燧，驿道与烽线每每取向一致，如连接沙州与瓜州间的横涧、白亭、长亭、阶亭、无穷、空谷、黄谷等驿侧今天仍保留烽燧遗址。
7《大唐西域记》亦曰：“玉门关有五烽，苜蓿烽其一也。”前已考及苜蓿烽很可能即是胡芦河（今疏勒河）岸边的大烽燧，它当为玉门关外第一烽。既如此，则玉门关无疑应在疏勒河岸边。玉门关外西北五烽的第二烽，依其方位里距，应为今石板墩烽燧。
该燧位于安西县城通往石板墩火车站的简易公路以西约700米处，烽体以天然板石85层垒砌而成，中间夹压芦苇，因以为名。今仍高9。5米，底边长8。4米，宽8米，甚雄伟，于十余里之外即可显见。烽下有泉，当年玄奘欲烽下偷水而过者即此泉，今天泉水仍可供百余人同时饮用。
石板墩烽燧恰位于双塔堡西北100里，与文献记载合之若契。由此亦可证明唐玉门关确在双塔堡附近。对照上引P。2005，石板墩烽可能即是唐广显驿。4。唐玉门关应在汉长城“昆仑塞”址上昆仑塞为汉敦煌郡所辖长城的重要区段之一。
今已查清，汉敦煌郡境内长城分属宜禾、中部、玉门、阳关四都尉辖理。《汉书·地理志》敦煌郡条：“广至，宜禾都尉治昆仑障。”广至，县名，笔者考得其城址即今安西县踏实乡西北之破城子8。敦煌T6b汉燧所出木简载：“宜禾部蜂第：广汉第一，美稷第二，昆仑第三，鱼泽第四，宜禾第五。
”9（175页）据王国维先生考证，简中宜禾郡（部）者殆指宜禾都尉辖境，简中五烽，其次序自东而西，广汉、美稷、昆仑、鱼泽、宜禾，其中前三烽在广至县境，后二烽在效谷县境10。这一看法被学界普遍认可。
林梅村、李均明进一步认为，宜禾都尉五候官统辖区域为安西县西沙窝东北至清代瓜州故城西、安西以西至双塔堡、布隆吉北至疏勒河转弯处11（25页）。其中昆仑塞位于宜禾都尉辖段的中部。笔者曾对河西汉长城全线作过实地考察，摸清了其走向、分布以及遗存等方面情况1（208—224页）。
对于敦煌、安西一带的汉长城遗址踏查尤详，考得宜禾都尉辖段位于今安西县境东、中部（西沙窝以东），而位处宜禾都尉辖段中部的昆仑塞，恰恰相当于今双塔堡以北一带的区段。该段塞垣约自布隆吉镇以北4公里处的疏勒河北岸穿行，东接由桥湾、九墩西来的汉塞，西经西沙口、二个墩子、高皇庙、双塔水库北、双塔农场等地，约在此附近越过疏勒河，又沿该河南岸继续西延。
塞垣风蚀破坏严重，时隐时显，断断续续西出玉门更新时间：“春风不渡玉门关”，“西出阳关无，很不完整，以砂石夹压柴草垒砌，残宽4米许，残高0。8—1米，因其紧靠国道312线南侧，极易被误认为是修筑公路时堆挖的砂石堆。昆仑塞一名于史籍中多见。
《后汉书·明帝纪》载，东汉明帝永平十七年（74年）“遣奉车都尉窦固、驸马都尉耿秉、骑都尉刘张出敦煌昆仑塞，击破白山虏于蒲类海上，遂入车师。”李贤注引《西河旧事》：“白山，冬夏有雪，故曰白山，匈奴谓之天山，过之皆下马拜焉。
去蒲类海百里之内。”蒲类海又称蒲类泽，即今新疆哈密以北约140公里天山北麓的巴里坤湖，则白山即指今横亘于哈密市北境的天山东段，车师在今吉木萨尔县境（车师后王治务涂谷，今吉木萨尔南）。《后汉书·耿秉传》亦记此役：“十七年夏，诏秉与（窦）固合兵万四千骑，复出白山击车师。
”《后汉书·窦固传》则记，是年“复出玉门击西域西出玉门更新时间：“春风不渡玉门关”，“西出阳关无，诏耿秉及骑都尉刘张皆去符传以属固。固遂破白山，降车师。”此处“玉门”无疑指玉门关，可见此时的玉门关位于汉昆仑塞上，窦固等率军所出昆仑塞，实际上是从玉门关发兵的，所走的路线即是由玉门关径向西北直趋伊吾（哈密），车师的伊吾路，也即唐之莫贺延碛道（第五道）。
又由此知，早在东汉永平十七年（74年）今双塔堡一带就设有玉门关，我们所说的“唐玉门关”，实则早在东汉中期就已经移置于此地了，这较向达先生所说的“六朝”还要早。李正宇先生即认为，伊吾路的开通肇始于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年），而新玉门关的出现是在永平十七年5。
这是颇有道理的。《后汉书·西域传》载敦煌太守张?于延光二年（123年）上书：“北虏呼衍王常展转蒲类、秦海之间，专制西域，共为寇钞。今以酒泉属国吏士二千余人集昆仑塞，先击呼衍王，绝其根本……”此处集昆仑塞、击活动于蒲类、秦海（今博斯腾湖）间的匈奴呼衍王，亦应是自新玉门关发兵的。
新玉门关每每作为向西域进军的集结地和出发点。《后汉书·车师后王传》曰，阳嘉四年（135年）春，“北匈奴呼衍王率兵侵后部，帝以车师六国接近北虏，为西域蔽?I，乃令敦煌太守发诸国兵及玉门关候、伊吾司马合六千三百骑救之，掩击北虏于勒山，汉军不利。
”此处的玉门关候无疑亦指常常用作大军集结和出发地，位处昆仑塞上的新玉门关的关候。由上推知，新玉门关的关城应是原昆仑候官的治所昆仑障，作为大军的集结地其城址无疑当有较大规模。我们不妨来看一条唐代的材料。
唐边塞诗人岑参《玉门关盖将军歌》：“玉门关城迥且孤，黄沙万里白草枯，南邻大戎北接胡。将军到来备不虞，五千甲兵胆力粗，军中无事但欢娱……”诗作形象地描绘了玉门关的冲要地位。“盖将军”，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考为时任河西兵马使的盖庭伦。
其守关甲兵多达五千，关城规模之大可以想见。5。唐玉门关为伊吾路的起点《晋书·吕光载记》曰，吕光平龟兹还师东归，“及至玉门，梁熙责光擅命还师，遣子胤与振威姚皓、别驾卫翰率众五万，拒光于酒泉”。
这里的玉门亦应指新玉门关，而非敦煌西北的旧玉门关，否则梁熙拒光理应在敦煌，而非酒泉。《晋书·苻丕载记》亦记其事：“是时安西吕光自西域还师，至于宜禾，（苻）坚凉州刺史梁熙谋闭境距之……率众五万距光于酒泉。
敦煌太守姚静、晋昌太守李纯以郡降光。”前云及至玉门，此言至于宜禾，这里的宜禾应指原宜禾都尉府所治的昆仑障，即新玉门关的所在，“玉门”、“宜禾”二者实属一地。此外，当时名宜禾者还有曹魏始置的宜禾县，笔者考得其位于今安西县城西南约20公里的六工破城（北魏为常乐郡、唐置为常乐县）12，其位置显然非吕光还军的宜禾。
又吕光“至于宜禾”后，敦煌太守姚静、晋昌（令锁阳城）太守李纯以郡降光，则此“宜禾”肯定是指新玉门关，占据了新玉门关，即可遮断敦煌、晋昌与酒泉间的联系，迫使敦煌、晋昌归降。如果所指为宜禾县，它远在晋昌之西约60公里，晋昌太守何以要降？又所云玉门肯定非指敦煌西北的旧玉门关，否则吕光自旧玉门关东还，继次抵敦煌、晋昌，敦煌、晋昌太守理应依次而降，不必抵达宜禾后方降。
《北史·西域传》记，北魏太延（435—440年）中遣散骑侍郎董琬等使西域，琬等还京后具言所见所闻：“其出西域，本有二道，后更为四：出自玉门，度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为一道；自玉门庭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车师，为一道……”其中至车师这道是出玉门“北行”（实应为西北行），非“西行”，其距离又远达2200里，无疑该玉门应即新玉门关，所行道路当为伊吾路。
《资治通鉴》卷181隋大业四年（608年）十月条：“帝以右翊卫将军河东薛世雄为玉门道行军大将，与突厥启民可汗连兵击伊吾，师出玉门，启民不至。世雄孤军度碛。伊吾初谓隋军不能至，皆不设备；闻世雄军已度碛，大惧，请降。
世雄乃于汉故伊吾城东筑城，留银青光禄大夫王威以甲卒千余人戍之而还。”薛世雄身为玉门道行军大将，率师出玉门度过砂碛（莫贺延碛）直抵伊吾，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不战而胜，则其所走应是伊吾道（亦所谓的玉门道），所出之玉门显然是新玉门关。
6。唐玉门关应距隋唐晋昌城不远晋昌城亦即隋常乐县城、唐瓜州城、今锁阳城址。前引《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玉门关在瓜州晋昌城北五十余里，二者相距未远。《隋书·地理志》载敦煌郡常乐县“有关官”，向达先生曰此关官“其治所为玉门关无疑”3，则新玉门关应在隋常乐县辖境内。
同书《西突厥传》记，处罗可汗兵败遁于高昌，帝遣裴矩送处罗可汗之母向氏“驰至玉门关、晋昌城”。向达先生正确地指出此处所记“是自长安西去，必先至玉门关而后抵晋昌”。玉门关应位于晋昌东通关中的大道上。
需要说明，当时瓜州往东的大道并非迳取直线而往，如果那样的话就首先需要穿越长达百余公里的疏勒河洪积冲积扇戈壁，不仅路况难行，而且沿途无水源补给，通行殆无可能。其东行道路是沿疏勒河洪积冲积扇边缘泉水出露带作半弧状绕行，先向北偏东行至今双塔堡附近，再依次向东、东南而往，以趋酒泉及其以远。
这样虽然绕了一些路，但沿途为冲积细土平原，平坦易走，路况条件好，又有水源补给，因而交通大道选线于此，前云连接锁阳城与双塔堡的“唐道”即其部分遗迹。今天这条道路虽早已废弃，但沿线仍多有烽燧、古城址遗存，锁阳城向东北依次有南岔大坑古城、转台庄子古城、半个城，再向东、东南又有潘家庄古城、旱湖脑城、四道沟古城等，呈半弧状延展，显示了当年古道沿线的繁华。
双塔堡一地为这条道路上锁阳城东出的第一大站，由东而西必先经此而后达锁阳城，因而这里正应是隋唐玉门关的所在。 7。唐玉门关应在敦煌以东三、四天行程处敦煌文书S。1438记，吐蕃占领沙州之初，“玉关驿户张清等，从东煞人，聚徒逃走，劫马取甲，来赴沙州。
千里奔腾，三宿而至。东道烽铺，烟尘莫知。”此玉门关位于敦煌以东，与敦煌的距离三宿可至，即约相距三、四天的路程，这就为我们更加确切地寻觅关址提供了直接史料。今双塔堡西至敦煌，相距约170公里，以急行军每日行40—50公里计之，恰需三、四天可达。
因知唐玉门关舍双塔堡之地莫求。综上可见，唐玉门关确应位于今安西县双塔堡附近，向达、阎文儒等当年的推断是正确的。该玉门关早自东汉永平十七年（74年）即已设置，一直延及唐末，历时约830余年。
迨至五代玉门关址又有新的变迁，又从今安西双塔堡附近向东移至今嘉峪关市石关峡，笔者曾就此做过专题考证13。既然新玉门关位于双塔堡附近，那么今天在这里是否仍有关址留存呢？向达、阎文儒先生当年考察中仅见到若干烽燧遗址，“其他遗迹悉化烟云”。
自唐代以后千余年来的风雨剥蚀，玉门关址可能早已毁之荡然。另有一种可能，清代曾在这里筑双塔堡，或许筑堡时利用了唐玉门关的残址，故而玉门关址为后世所不闻。安西县博物馆的同仁们据实地勘察即认为双塔堡为唐玉门关址14。
纂于清乾隆二年（1737年）的《重修肃州新志·柳沟卫》载：“双塔堡，雍正六年（1728年）建，在卜隆吉卫城西三十里，城周围一里一分零，高一丈八尺，宽一丈七尺，南、北城门二座，各有城楼。”堡内原有龙王庙、关帝庙、昭忠祠等清代建筑，1943年向达先生等考察时堡址及庙宇尚存。
1958年在乱山口修建双塔水库因水位上升该堡被淹，每年春、夏、秋季开库溉田水位下降时堡址可露出水面。安西县博物馆1987年11月对其勘测如下：城垣夯土版筑，已倒坍，残宽3。5—4米，东墙残高0。
3—0。4米，其余三面墙垣残高0。5—0。75米；平面略呈正方形，东西155米，南北160米，墙外四周环绕城壕，壕宽12米，深2米。城壕内遗存石磨两盘，岸边散落大方砖、灰陶片、石条等遗物。堡内庙宇倒塌，堆积大量砖瓦、兽头瓦当等物。
笔者认为，清双塔堡是否即古玉门关址？目前尚难定论，需要今后进一步的发掘和研究来加以检验。参考文献1。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第一卷[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2。李并成，唐代瓜州（晋昌郡）治所及其有关城址的调查与考证[J]，敦煌研究，1990，（3）。3。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M]，北京：三联书店，1957。4。阎文儒，河西考古杂记（下）[J]，社会科学战线，1987，（1）。
5。李正宇，新玉门关考[J]，敦煌研究，1997，（3）。6。斯坦因，玄奘沙州伊吾间之行程[A]，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一编[C]，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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