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心的编剧是谁：影视编剧畅谈职业精神：耐住寂寞 扎根生活 担当责任
王兴东
赵葆华
王丽萍
编者按 剧本，剧本，一剧之本。而剧本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于编剧的水平和创作态度。在目前的文艺创作生态中，相较于导演、演员，编剧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这某种程度上打击了编剧创作的积极性，不利于其创造性的发挥。另外，也有一些编剧缺乏严谨求实、追求卓越的职业精神，自甘沦为剪刀浆糊手，东拼西凑，胡编乱造，扰乱了文艺创作环境，拉低了文艺作品的品位。今日，本报特邀请三位一线影视编剧王兴东、赵葆华、王丽萍来共同探讨编剧的职业精神，为剧本创作问诊把脉、建言献策。
王兴东：尊重编剧，才能结出原创果实
我一直反问过自己，国内编剧队伍的症结究竟在哪？究竟是个别情况下的不如意，还是全行业的各个链条都可能出了问题？
随着数码时代的到来，写电影和拍电影已不再具有神秘且专业化的门槛，许多人转行做编剧，也让这只数量庞大的队伍良莠不齐。这其中，把追名逐利当成目标的编剧不在少数，这些人既缺乏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也罕有真情实感的表达，自然导致了剧作工夫和塑造人物能力的减弱。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像当年的老编剧那样积累起深厚的剧本创新功力以及对生活的洞察力，绝非一日之功。
剧本是电影的根，是源，是本，是命。源决定了流，根主宰着果，决定电影质量的根本是剧本。无论是从文学改编还是原创的电影剧本，制作电影者都必须获得文学故事或者剧本版权拥有者的授权许可，才能拍摄电影。由此，作家编剧是影片制作者的上位权利人。但就目前来看，编剧群体并没有得到他们应有的地位。之所以出现“剧本荒”，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编剧的著作权没有得到保障，而其对作品延伸权利的主张也常常被人忽视。
剧本写作是复杂的智力劳动，从故事结构，思想内涵，人物性格到场景细节，所有创新的思考和总体谋篇的设计，如同交响乐演奏的总谱写入剧本。每一次剧本创作，都需要在反复的采访与调研中不断打磨。然而，花费数年心血完成的原创剧本，可能未开拍前就出现了相似度极高的“山寨”作品，也可能开拍以后又被改得面目全非，这些对于编剧来说无疑都是沉重的打击。
固然，天底下没有不可修改的剧本。但是，改剧本的权力却不是谁都有的。当下的一大怪现状是，剧本一旦交付给制片商，似乎成了无人保护和监管的孩子，踢开原创、乱改剧本、偷换主题的现象屡见不鲜。这让编剧还有什么动力再继续发挥创造力呢？
如何尊重编剧的利益，维护其知识产权、著作权、作品衍生权，把编剧所创造的“智慧”变成永久的“实惠”，这需要国家通过立法等手段加以保障。如今影视界出现的故事雷同化、情节同质化的病根，正是原创精神匮乏的表现。尊重原创者的“发现”就是保护电影版权的命脉，保护原创的文学和剧本的版权免遭抄袭、剽窃、篡改，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编剧队伍原创疲软的问题。
在普通人司空见惯的地方发掘出电影的核心“能源”，在其他人未曾探索过的地方开拓出新奇的故事，这是善于自主创造的优秀剧作家的基本功。同时不要忘了，编剧要发挥出这样的基本功，要深入生活去实践发掘故事的能力，也是需要成本的。因此，我多次呼吁政府和有关部门对申报重点题材给予深入生活的扶持资金。除此之外，增设电影剧本的发行刊物，让更多的编剧作品被看到，也是鼓励原创的又一措施。
赵葆华：坐冷板凳 写热文章
我一直认为，电影虽然具有娱乐性，但不能只是“娱乐业”，电影应该具有引领社会风尚的崇高责任，这是电影人该有的尊严感。然而时下的电影生态，多以“找乐子”为最高旨归，以吸引眼球为终极归宿，以票房多寡论英雄。在中国电影愈发泛娱乐化，文学精神和思想力量疲软的当下，编剧作为中国电影未来的蓝图设计者，正面临着相当的危机——为何许多编剧都驶入了娱乐狂欢的“不归路”？
应该说，目前我国的编剧队伍状况值得反思。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北影、上影、长影等大型国有电影制片厂都设有文学部，它们曾经创造过辉煌的历史，也产生过大量具有时代意义、直达人心的优秀剧本。然而现在，很多制片厂的文学部已然解散，大量青年编剧涌入各个影视公司沦为剧本枪手、写手。尽管这一群体人数众多问心的编剧是谁，却并没有什么话语权，市场的需求常常凌驾于编剧的艺术直觉之上。
在我看来，如今大部分编剧的创作正处于“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悬空态势。所谓“上不着天”，是指编剧的时代使命感和家国情怀逐渐缺失。从事编剧行业的数十万人中，从电影编剧到电视编剧，从网剧编剧到微电影编剧，这些散落在民间的能工巧匠大多各自为战，或为沽名钓誉而写，或为高额稿酬而写，数量虽如此庞大，却缺乏有效的资源整合能力与引领行业的力量。这部分编剧的作品基本是与时代和社会主流价值脱节的。
所谓“下不着地”，是指生活积累的缺失，而导致情感虚假、闭门造车的现象。拿农村题材为例，现在的农村题材创作中，充斥着以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话题为噱头，或以刻板印象中的农村为背景，搭载肤浅情节唯图一乐的作品。很多编剧对农村已经不再熟悉，既没有生活的体验和考察，也缺少关注的热情，自然难以创作出接地气的佳作。作为一名业内人，我对此深感愧疚。
曾有人问我，时下的国产电影缺少什么？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多年。但在今天看来问心的编剧是谁：影视编剧畅谈职业精神：耐住寂寞 扎根生活 担当责任，我认为最为缺失的是电影编剧直达人心的崇高感，它代表着悲悯与体恤，坚韧与牺牲，以及大写的家国情怀。作为一名编剧，应该定期为自己“充电”，同时也要耐得住寂寞，下得去生活。像老一辈的优秀剧作家那样问心的编剧是谁，“坐冷板凳，写热文章”，应该成为编剧的基本功。如果不深入生活中去倾听、感受他人的喜怒哀乐、生死歌哭，这样的作品必然没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灵感永远来源于现实生活。我想，现在最应该做的还是放下杂念、静下心来，努力追求对生活的新发现，潜心探索对艺术的新表达。讲好中国故事也好，创造无愧于时代的电影作品也好，归根结底还是要扎根生活问心的编剧是谁，扎根现实。
王丽萍：从火热的生活中发现美
在我看来，电视剧编剧最繁荣发达的时期，其实就是近二十年。像高满堂、刘和平、王宛平、束焕、赵冬苓等行业的“中流砥柱”，不断地有直达人心的优秀作品面世。这支专注于编剧艺术的队伍，一直把目光对准现实题材，保持着高昂的原创激情和状态。此外，年轻的编剧队伍也开始崭露头角，获得观众和市场的关注，比如《好先生》的编剧李潇，就是一名80后的青年，然而强势的收视率着实证明了“后生可畏”。此外，部分90后网剧编剧的初出茅庐，也为市场注入了新鲜血液。不同年龄段、不同类型的编剧人才，都为剧本的多样化提供了保证。
有一次，我受邀到新加坡某大学教授编剧课程，出发之前照例以普通大学生为对象准备了教案。可开课之后我却大吃一惊，原来课上的三四十位“同学”，全是各个年龄阶段的剧本爱好者，从将近70岁的花甲老人，到十几岁的小鲜肉，都由政府统一招聘并给予部分资助来完成整套课程。面对差距悬殊的学员，其实连基本的创作技巧都无从教起。于是我便向他们询问来上编剧课的动机。让我感动的是，每位学生都抱着执着、真诚的心态而来：年迈的老人想记录下生活的感悟，全职太太想找到情感的抒发点，出租车司机想演绎客人身上发生的故事。我顿悟——原来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编剧。
的确，从创作上讲，编剧应该是自发的、由衷的，剧本写作是一个发掘自我、自愿学习的过程，而绝非命题作文。有血有肉的剧本，比单纯炫技的剧本往往更加真实精彩。而关起门潜心创作之前，还需要一段拥抱生活、扎根生活的经历，以拓宽视野、汲取养分。这可以说是一个编剧的职业操守。本人创作的现实题材电视剧，基本就是从生活里“长出来”的，我创作的目的也是对这个时代发问和反思。
然而当下，编剧队伍的机械化以及枪手改编式的创作方法都饱受诟病。这当然不只是编剧的问题，而是整个行业的通病。据我所知，许多年轻编剧在剧组中是没有话语权的，处于被架空的境地，故而只能写一些“命题作文”。这显然并不正常。近年来IP剧势头强劲问心的编剧是谁：影视编剧畅谈职业精神：耐住寂寞 扎根生活 担当责任，许多决策者、投资人一拥而上，把国内外版权买了个遍，这种跟风的行为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编剧们的原创热情。我以为无论是制作人，还是编剧自身，都应该对行业的良性循环和规范操作保持一种批判性的思考。
对于国内编剧界存在的问题，普及市民的剧本写作是一个很好的应对方案。在生活中，人人都可以是好编剧。通过政府相应的文化惠民政策的扶持，举办剧本创作大赛，激发全民创作兴趣，不但有助于提高文化氛围，也可以为职业编剧们提供多样化的灵感和素材。同时，有关部门和社会机构也应为青年编剧提供更多的扶持，为他们创作剧本、体验生活添加“催化剂”，为新生的编剧队伍茁壮成长夯实土壤。
（本组文章由张进进、鲁博林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