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口秀大会第一季资源|徐志胜也救不了脱口秀
出品｜虎嗅商业消费组
作者｜昭晰
编辑｜苗正卿
题图｜视觉中国
凌晨四点的青岛，刚录制完《脱口秀大会5》第一期的演员们累到虚脱。肉食动物的晃晃已经坐不住了，瘫倒在座位上。不少演员倒在休息室，睡了过去，被喊起来做赛后采访时，补个妆就录。
几步之隔，地方脱口秀俱乐部老板们的休息室完全是另一幅景象：满桌烧烤、饮料，老板们疯狂进食、高谈阔论、沸反盈天，像深夜的街边烧烤店一样热络，像过年的早市一样喜庆。他们分享着自己的惊奇、亢奋、启发，探讨演员表现的得失，节目录制激发出的状态，线上录制和线下演出的差别与冲击。
时间往前倒十个小时，刚到录制现场时，南京无名喜剧的孙郁才知道，节目组竟然给老板们设了单独的座位区域，不是坐在观众席起起哄就行。镜头不时扫过他们，孙郁看节目看得很爽，但不太适应那种镜头围绕下的感觉。
老板们并不熟悉镜头，他们是无数线下演员的缩影。老板们当中，有多次参加海选却被淘汰的热血分子，有送多位选手上了节目但自己未曾亲临现场的幕后园丁，线上节目的世界第一次直观地铺开在他们眼前。重庆索道喜剧的张张菌兴奋到难以自抑，录制结束后，没有回酒店休息，而是跑去海边看了日出。
凌晨四点五十，载着老板们的大巴在晨雾中驶出园区。路上脱口秀大会第一季资源|徐志胜也救不了脱口秀，武汉开饭喜剧的叨叨向车窗外望去，怅然若失：“像是做了一场梦。”
这是《脱口秀大会》第一次邀请地方俱乐部老板参与录制。过去脱口秀大会第一季资源，笑果和地方俱乐部们有着某种意义上的“隔离”，那是线上与线下的隔阂，“爷商”与平民的差距（虎嗅注：单立人俱乐部创始人石老板曾开玩笑称，以笑果的体量来讲，不能说是友商，应该说是爷商）。这次安排，显现出双方微妙的态度，暗示着一种拉拢，一种试探，一种顺从，一种相互需要。
脱口秀行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前半句早在笑果线上反哺线下的繁荣景象中得到印证，而后半句隐藏的危机，或许已经开始显现了。
青黄不接
这一季《脱口秀大会》的豆瓣评分特别低。
被问及此，一位处于节目制作核心的内部人士尴尬地回应我：“一定要这么尖锐吗？”
实际上，从传播度来讲，这一季脱口秀大会无疑是成功的。“为了破圈，节目引入了不同圈层的演员，不再是单纯的脱口秀，势必会让一部分固有受众感到冒犯，同时吸引大批新观众。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师资博士后彭侃告诉我，“豆瓣评分低，可能恰恰代表节目的受众面更广了，评头论足的人也更多了。 ”
笑果越来越懂得拿捏节目了，但可能已经背离了脱口秀本身。程璐那句玩笑话“全是新人，没有旧人”，竟成了这一季的绝佳注脚。社交媒体上，对领笑员的“讨伐”甚嚣尘上，而舞台上，越来越多老演员决定转身离开。
Kid 被淘汰后，搬离上海，打算沉浸式开放麦几个月，“拼个命年底前把专场写出来”。他用看似俏皮的口吻说：“明年可能不会上节目啦。”
梁海源被淘汰后，宣布不再参加节目，回归线下。微博里，他写：“不希望大家把演线下当成一件迫不得已的事。它是我们进入这个行业的初心。我在这个行业理想的生活状态是写专场，演专场和录专场。脱口秀不是只有脱口秀大会，前面还有星辰大海。”
梁海源微微鞠躬，徐志胜哭了。
脱口秀演员们似乎终于察觉到了那种消耗，那种观众一直在提醒他们的消耗。他们逐渐发现自己脱离了进入这个行业时的初衷，屏幕上的辉煌让他们陷入了感知生活与创作的双重瓶颈。《脱口秀大会》这档带火了整个行业的节目，最终还是埋葬了老演员们感知生活的空间与能力。
猫头鹰俱乐部创始人史炎表示，市场在“催熟”演员，因此，演员成长的速度非常快，但被榨干的速度也很快。“很多演员可能两年时间就已经就火透了，但后来在脱口秀上没有更多的建树和价值，就去录更多的综艺节目。”
造星之前，是笑果构建人才壁垒的努力。看过第一季《脱口秀大会》的观众，或许还记得史炎。作为笑果当年的元老级员工，他当时负责着笑果与地方俱乐部的沟通、笑果训练营等项目，他告诉我，笑果早在多年前就开始构筑人才壁垒，广泛签约。庞博、颜怡颜悦、王勉等后期爆火的选手，在2017年的新人训练营就已经被笑果收入麾下。
这样做的好处是，笑果用敏锐的前瞻性和低廉的成本，牢牢圈住了潜力股，圈住了行业的五年。但故事的另一面是，大批演员被淹没在笑果体系下，没法接触外界，只能苦苦等待一个上节目的机会，而外界也难以触及这批人才资源。
史炎告诉我，在他接触过的一个项目中，被告知，笑果拒绝自己的演员和其他公司的脱口秀演员同台。换而言之，如果想和笑果合作，就必须选择加入笑果主导的游戏，接受笑果的规则，和笑果签约。这应验了2017年李诞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喜欢这个市场只有我们。不要有第二名，不要有竞争。”
但在行业还没有成熟的前提下，过早垄断是有后果的。
脱口秀大会第四季播出后，硬核喜剧创始人冯子龙在公司内部下了一个论断：脱五之后，行业会进入下一个生态。以前的生态是：《脱口秀大会》一年比一年好，市场一年比一年大。但现在，这个趋势已经到头了。让一档节目承担整个行业的重量，就会出现问题。
到这一季，笑果已经消耗完了老演员们的积累与才华，也被迫直面这样一个行业现实：全国范围内，脱口秀人才都已经青黄不接了。
“输血”
很多这两年大受欢迎的脱口秀新人都来自地方俱乐部。
58岁的黄大妈，来自长沙笑嘛喜剧；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卤大肠的退伍军人毛豆，来自大连汇笑喜剧；患有神经系统疾病的小佳、漫才组合肉食动物，都来自厦门来疯喜剧。这是心悦诚服的地方俱乐部们为笑果的“输血”。
更有甚者，很多俱乐部的创始人都已经加入笑果，作为签约演员或全职员工。长沙笑嘛喜剧创始人伟大爷就是如此，他现在在笑果负责与地方俱乐部的沟通，他对我说，地方俱乐部是脱口秀行业的“神经末梢、毛细血管”，“能比笑果更敏感地感受到市场的变化”。因此，他们也更适合挖掘特质突出的新人演员、跨界演员。
彭侃告诉我，在很多欧美国家，喜剧的民间基础雄厚。俱乐部提供了大量表演场地和演出机会，成为喜剧人才的重要孵化地。比如《周六夜现场》中很多演员和编剧都是从美国The City 和 The 这两家俱乐部中走出来的。
但在国内，地方俱乐部的生存环境并不乐观。
几乎每家俱乐部都和我聊到了对“演出商”乱象的无奈。在行业里，标榜自己有喜剧理想的俱乐部们注重内容创作和人才培养，他们往往瞧不起自己没有签约演员，只会频繁办演出、割观众韭菜的演出商。商字，即贩，只和钱有关，和理想无关。
演出商们极大地挤压了俱乐部们的生存空间。在很多城市，演出商并不在乎演出质量，只要凑够几个演员，挂上脱口秀的牌子，就能卖票。“每天都演，一天四场，甚至从下午一点半就开始演，疯狂开廉价票，抢占市场。”
在北京脱口秀圈，有一位经历流传甚广的传奇人物，是典型的演出商，我们且称其为老江。老江在景点办演出，专割旅行团韭菜，200人的剧场，卖400张票，就赌人不会来齐。观众来了，坐不下就站着，实在站不下就给人赔礼道歉再退票。
江湖传闻，每当一位口碑不错的好演员去了老江那儿演出，就会被摄像机悄悄录下来。过不了几天，老江就会培养出一个和好演员长得差不多的新演员，专门讲好演员那套段子。
老江的所作所为，每一条都违背了脱口秀的创作道德与市场规则。但老江已经在京郊买别墅了，他的年收入，业内人猜测，往少了说也有三百万。
成都过载喜剧的老板蔡师傅告诉我，演出商的存在还会破坏演员的成长体系。很多有天赋的年轻演员，刚写出五分钟好段子，就受不了演出商给出的金钱诱惑，硬是把段子灌水到十五分钟，上商演。伤了元气后，就再也没法回到严肃的创作中去了。
把好演员送到笑果参加节目，搏一搏“正统”与名气，仿佛是地方俱乐部对抗市场恶性竞争的唯一出路。但哪怕演员爆红，和笑果分约后，俱乐部获得的收益也寥寥无几。
在愈发狭窄的生存空间中，地方俱乐部的“输血”行为，还能维持多久？
沉淀
3月的一个夜晚，冯子龙接到了某平台意味深长的来电，暗示合作：“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我们在脱口秀行业再做一个笑果出来？全国有那么多俱乐部，那么多演员，难道就不能再做出一个新的东西吗？ ”
冯子龙干脆地答：“没有。”
他和我吐槽：“这就好比，莫言当年拿了诺贝尔文学奖，山东省省委书记直接跑到高密县问，咱能复制100个莫言吗？”
硬核喜剧是一家资深脱口秀公司，上一季在《脱口秀大会》崭露头角，后来参加恋综圈粉的大雄就出自这家公司。疫情前，硬核喜剧在全国演出，每周的出票量在4000张左右，比笑果都多。他们也承接了不少喜剧项目、喜剧综艺的编剧业务。
“如果说业内有人能成为第二家笑果，那就是我们了。”冯子龙对我说，“但笑果的核心能力不在演员，甚至不在编剧，而是在一位很懂内容的总策划，李诞，和一位既懂节目制作又懂脱口秀的出品人，叶烽（虎嗅注：李诞曾任总策划，现在不担任职能）。中国电视圈要再找出这样的总策划和出品人组合脱口秀大会第一季资源，可能性实在渺茫。”这才是行业真正的人才缺口。
但市场似乎并不理解这一点。许多平台和制片人找到笑果之外的脱口秀公司，提出千奇百怪的方案，“什么都像，就是不像脱口秀”。
资本环境也不太支持下一家笑果的诞生。哪怕过几年，大环境好了，也很难靠砸钱砸出下一家脱口秀巨头。“说到底，这个行业的生产力甚至不是人，而是创作能力。”史炎说。笑果集结的是当年中国说脱口秀时间最长，积淀最深的一批人，要再造笑果，必定需要另一个5至10年的培养周期。
“脱口秀看到最后看的是谁呢？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演员会有分化，有喜欢简单纯搞笑的，也有深度文本的，但是一定不会只停留眼花缭乱的人设上。”冯子龙说。
很多从业者们在做这样一件事：他们从素人当中寻找想要表达的人，加以文本、表演等训练，也授之耐得住寂寞的心态。冯子龙给演员的建议是，如果认为自己足够有才华，就奔着笑果去；如果出不了名，就以一种文字创作者的心态去生活，每年向市场交付一个扎实的专场，保证自己在持续创作。
新演员持续进场，多一点耐心；老演员回到线下，多一些初心。要破脱口秀行业的人才困局，似乎别无他法。
后记
时间往前倒推一年，上海的夏夜里，我和偶然遇到的几位年轻的笑果演员拼了个桌。一位胖一些，一位瘦一些，一位帅一些。
胖些的那位才华横溢，在新人训练营拿了第一，没几天就被笑果签作编剧，据说很得李诞喜欢。那天晚上，他讲了几个有关宗教、文化的段子，文本颇为高级，有国外专场的味道。他讲时，明显很为自己得意，瘦一些的演员在一旁也满眼艳羡。我能很明显地看出，那一刻，他羡慕的不仅仅是一个即将成名的机会，更是那种创造力迸发的天赋与能量。
帅些的那位一直没有说话。饭局末了，我由衷地对他说，你的脸很适合上节目。他笑了，回我，大家都这么说。
三位演员身上，都洋溢着一种热切、憧憬、朝气，那种只差一瞬，就将“一朝成名天下知”的期许。回看北京，哪怕二十多岁的脱口秀演员，也多数自嘲着混口饭吃，透着一种打工人的认命感。有百万粉丝、全国巡演门票瞬间卖完的独立演员，眼睛里也写着对未来的不安。
那晚我感慨，上海和北京脱口秀市场最大的差别，或许就是这股憧憬与热切了。
笑果曾给这个行业带来了无上的希望，如今，沉淀的时刻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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